郑云天：国（境）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认同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于中国自身，对于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与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境）外学者所关注并热议。在国（境）外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中，虽然立场、视角、观点乃至方法错综复杂、莫衷一是，但仍然可以从中梳理出对中国已有成就的认可以及国（境）外学者对自身研究的反思。

　　1.国（境）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尽管国（境）外学界对于当前中国现状的评价与未来的预测众说纷纭，但多数研究者在论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进步与成就时都能达成普遍共识。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得益于遵循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认为，当代中国发展是独有的“基层民主、中间实验、高层尚贤”的模式。从整体上看，它绝非“经济自由和政治压迫的结合体”，而是实现了超越西方传统视域的“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中国模式的功用在于，用其自身不完美的发展轨迹告诉世界，中国是如何运用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和智慧一步步艰难地平衡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运用比较学的术语，中国模式是通过主动建构而非任其自然进化的途径形成的。依照自身的条件进行主动适应与变革、大胆尝试并及时纠错是中国不断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俄罗斯学者瓦·伊·沙巴林强调，“现在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在形成独特的混合型经济体系，正在进行将各种不同经济成分融为一体的历史性实验，这是一种走向多元化经济的实验，而实验的期限要持续数百年”。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认为，中国“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保持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独立自主的开放精神为基础，借鉴而不盲从西方经验，坚守主权和底线，并把国内转型与全球治理融合在一起。从国际层面看，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

　　第二，改革转型中的困难挑战反倒成为助推中国不断发展的动力。有人把中国“非正统”发展方式称为既稳固又灵活的“深谋远虑式治理”——“中国的发展路径与欧美狭隘的标准模式完全不同，却能够以深刻的洞察力建立起替代性机制，引导社会的大规模平稳变革。对于西方学者而言，现在是时候关注中国的发展经验了”。改革不是线性、平滑或符合逻辑的过程，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反而促使中国的改革家们在实践中比俄罗斯的政客更谨慎更沉着，从而避免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德国学者舒耕德指出，中国不断在前进中移开阻挡的石头，促使改革的大潮不断奔流，他们不仅没有让中国在河中间停步，而且实际上正在帮助改革越来越靠近成功“彼岸”。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则认为，“在国内，结合不断改善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公众意见的敏感度也在不断提升，从而使大众对政府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信任”；“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对解决问题对症下药已经越来越专业。除此之外，对中国来说，历史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将愈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首先，中国自身的强大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基础。美国学者乔万尼·阿里吉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崛起，正如我所预期的，成为新的全球经济中心，它的角色也会同以往的霸主截然不同”，“如果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强国，它会以独有的方式来崛起。首先，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要远逊于文化和经济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它会出好经济这张牌，这一点上要远比美国、英国或者荷兰称霸时做得好”。而俄罗斯学界的基本认知是，中国的战略方针从发展“精神文明”，到建设“小康社会”，再从小康社会转向全新意义的大同社会。“如果从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意义来看，这种设想超出了单一国家的范畴，具有全球性质。在世界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全新的地球人”。

　　其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为重建世界秩序赋予崭新契机。西班牙学者胡里奥·里奥斯指出，中共十九大通过诸多理论创新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愿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目标和挑战，并有针对性地提供了中国方案；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战略不仅适用于中国，其他国家的发展也可借鉴采纳。“这体现了中国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实现各国之间互联互通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决心。”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麦克奈利认为，中国在全球范围的重要性越来越强。如今的国际共识正在从新自由主义立场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在国家管控下寻求解决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促使国（境）外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性和逻辑。未来世界将会向“一种受亚洲价值观启发并由国家领导的集权资本主义”模式转型。“以GDP总量衡量，今日中国是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再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或许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如果中国成功的赶超式发展继续下去，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转折点——不仅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更因为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基于本土经济模式而非西方道路的成功”。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促使国（境）外学者从“自以为是”转向反思。基于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一些国（境）外学者采取更加务实冷静的方式对国（境）外研究予以批判式自省。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超出国（境）外现有的认知范围。西方汉学或中国学总是能够把不同时代的中国印象贴上简单的标签，而唯独当代中国使他们倍感困惑。西方现有的理论范式无法解释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各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发展转型不仅“已经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则不相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与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基石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也不完全符合”，而且“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的不相容性”，更加不解的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而不是西方民主政权，在对自我进行反省并不断地改进，这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中国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单一国家范畴，具有更为宏大的全球视野，对国（境）外而言，要理解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就必须面对而不是无视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变迁。

　　其二，西方只有不断自我反思和矫正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国（境）外学界在自我审视中所呈现的观点是，必须反思过去和现代西方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把源于西方、由西方投射于中国、脱离或违背中国实际的研究置于一旁，将问题意识回归到“中国”本身，直面中国的复杂性，才能依靠中西方话语共同建构出具有国际视野又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范式。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曾坦言：“我们的认知基础，事实上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与偏差，自己却浑然不知；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美国的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总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来衡量中国，选择性地吸收有关中国的信息，很难从一种非常客观、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中国发展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到目前为止，中国模式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有助于我们纠正过去20年所犯的错误”；“中国寻求现代性的方式是一种正确的方式”。

　　能够引发西方学者从“自以为是”转向自我反思，不仅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而且意味着这一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全新发展理念与路径将为世界带来更大的生机与希望。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评析”[15CKS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李艳玲 高天鼎

邪教法轮功在华盛顿遭华人社团抵制（四）

2018年6月20-22日，邪教法轮功在美国华盛顿搞邪教宣传和反华活动，遭到华人社团强力抵制。

邪教法轮功在华盛顿遭华人社团抵制（三）

2018年6月21日，邪教法轮功在华盛顿Capital One体育馆举办“法会”，教主李洪志出场忽悠。活动遭到纽约华人社团抵制。

邪教法轮功在华盛顿遭华人社团抵制(二)

2018年6月20日，邪教法轮功在华盛顿搞集会游行，宣扬邪教，妖魔化中国，遭到华人社团抵制。

邪教法轮功在华盛顿遭华人社团抵制（一）

2018年6月20—22日，邪教法轮功在华盛顿搞集会游行、排字，举办“法会”，宣扬邪教，妖魔化中国，遭到华人社团强力抵制。

2018 Chinese Anti Cult World Alliance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三呛邪教法轮功

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哲学启示*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启示，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启示、“坚定理想信念”的意识论启示、“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启示、“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法启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启示、“坚守底线”的思维方式启示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 治国理政 哲学启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包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和启示，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共识，进一步深化认识，将指导思想转化为生动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启示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贯穿全部思想的主旨和主线。从哲学的视角来看，“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价值立场和价值导向，反映了“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价值理念与奋斗实践、价值目标与评价标准的有机统一。

1.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融入自己的全部奋斗实践中，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追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刚刚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就这样掷地有声地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方略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 这既是我们党创立至今一路走来、一直所秉承的理念和宗旨，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和原则，一直所展现的品格和风貌，也是新时代新形势下，我们党对“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刻回答和政治宣言。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2]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仅是基于传统与当下、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重大政治论断，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更是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失成败的价值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基层调研50多次，足迹遍布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广大城乡，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新思想引领新实践，新时代呼唤新作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武装进头脑、落实到工作、转化为行动，以实际成效、实践成果和实干成绩进一步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2.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价值立场

立场问题是根本性问题，立场选择是根本性选择。一个执政党的价值立场，内在决定了其目标愿景、理念宗旨、原则依据、战略部署等，价值立场关乎全局、关乎长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包含着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价值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动力源泉。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4] 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5] 这一论断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突出强调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实践意义，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动力源泉，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人民至上”，“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根本原则和价值立场。

3.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

作为指导实践的价值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凝聚力量的思想号角，更是检验工作的价值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真正“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些重要论述都代表了“人民共享”的鲜明价值导向。

“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意而能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能否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不仅关系着执政党的性质和命运，更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和命运，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共享发展理念从提出到落实，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等社会现实，为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了具体依据和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我们伟大的发展成就由人民创造，应该由人民共享。”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一步充分发挥“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求我们必须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满意”作为衡量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价值标准，以“人民共享”作为评价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准绳。

二、“坚定理想信念”的意识论启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遵循的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6]坚定的理想信念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力量，不仅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强大精神支柱。

1.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理想信念是关乎一个政党的宗旨、立场等根本属性的意识形态，是反映一个政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坐标的精神力量。理想信念也是决定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内在基因，深刻影响着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习近平总书记一上任就高度重视理想信念问题。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7]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过程中始终坚持的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伟大实践基础之上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共识，这一“思想意识和价值共识”深刻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而来、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责任和担当，为加油补钙、砥砺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2.安身立命的“根本”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们党的思想之本。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无论面对曲折还是挑战，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创新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

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我们党的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明确的目标。”正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和纲领的引领和感召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紧紧依靠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对党和人民忠诚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鲜明品格。理想信念不是一句空话，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不仅表现为思想意识，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个人的理想、目标和行动积极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之中，始终坚持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目标、为追求、为己任。

3.思想灵魂的“总开关”

理想信念的意义和影响，体现在凝气聚力、强基固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等方方面面。正因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8] 作为思想灵魂的“总开关”，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思想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前提，也是凝魂聚力、攻坚克难的基础。当前，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这更加需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真正实现思想上高度统一、政治上清醒坚定、行动上坚决有力。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如同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就会失去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加强学习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必修课。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强调：要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9]

三、“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启示

以什么样的方法去观察社会、思考谋略、对待工作、实施管理，这是方法论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形式主义、无的放矢、不重实效等恶习，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倡导“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思想发展得更具体、更富于操作性、指导性，同时亮明了共产党人勇于担当、求真务实的立场和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不畏艰难险阻、勇于突破创新的品质和精神。

1.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对问题的发现和解答，反映着主体——人对客体——客观世界认识和改造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推动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问题”躲不过、绕不开，我们推进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0] 能否迎难而上、直面问题，能否准确研判、分析问题，能否举重若轻、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展、驾驭风险和迎接挑战面临的时代课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必须经受住的历史考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中的突出特点，就是勇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善于解决问题。他多次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1]

在所有问题中，要善于把握并有效解答那些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影响社会长治久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反映时代发展趋势的核心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科学回答并明确宣示了我们党在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一系列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之所以凝聚人、鼓舞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坚持了问题导向，抓住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并回答了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主持召开十九大文件起草组第一次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指出：“要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方针政策的起点，从问题最集中的地方和最突出的问题入手，把准政策基点，合理设定预期，把政策建立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之上。”[12]

2.洞察主要矛盾的变化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解决复杂难题的重点和关键，才能牵住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3]。面对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针对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环境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明确了未来改革和建设的基本方向，及时调整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着力点、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和大政方针。

四、“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法启示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充满辩证法的哲学智慧，闪耀着辩证思维的思想光芒。特别是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面对千头万绪的改革任务和空前巨大的改革压力，持续有效地攻坚克难、深化改革，亟须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辩证思维方法。

1.全面深化改革贵在“全面”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二字，充分体现了“全面”、“系统”的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全面”、“系统”要求我们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既看到有利的一面，又看到困难的一面；既看到其中的机遇，又看到其中的风险。

从辩证思维的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全面”，一方面，强调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系统审视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情况，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强调改革必须向全面和纵深推进，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做到各领域各环节全覆盖、无遗漏，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2.全面深化改革也要突出“重点”

辩证思维要求根据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突出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节，明确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4]

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体制、党的领导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在所有改革中的牵引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全面深化所有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又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15]”。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16]。其他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重点抓“全部脱贫、精准扶贫”、全面依法治国中提出抓好“依法行政”、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抓住“关键少数”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全面中有重点”的辩证思维的经典范例，收到了“以重点带全面”的神奇效果。

3.改革要动静适度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质变规律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事物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过程，表征了事物演进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

从量变质变“转化论”的角度来看，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是从“量”的积累到实现“质”的飞跃的过程。实现伟大梦想，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全面论”、“重点论”与“转化论”的辩证统一，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实干精神，发扬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以“量”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启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解决当今世界各种难题、消弭全球各种乱象提出的，代表了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和态度。从哲学视角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对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和科学研判，为世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主张，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启示。

1.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深刻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我们把握当今世界的风险和挑战，妥善处理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政治主张。整体而言，人类的各个部分（国家、地区）、人类的各种活动、每一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有机联系，显示出人类社会是一个普遍交往、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命运共同体”。

2.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生动地描摹了当前世界图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8] 针对这一世界图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日内瓦之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以“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给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9]

3.以新的世界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当今世界，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以全新的世界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既是超越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有益探索，更是促进大国之间稳定发展、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普遍联系、相互依存”，强调“相互交流、相互尊重”，强调“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强调“相互合作、共赢共享”；既是“交往理念”，也是“实践依据”；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印证了历史与现实、理念与实践、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联系和辩证统一。

六、“坚守底线”的思维方式启示

“坚守底线”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底线思维，指出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21]

1.底线思维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底线”，其引申含义为“不可逾越的界限”。现在一般包含三层含义：“人们对于某种事态心理可以承受的最低限度；人们主观设定的不可逾越的某种警戒线；某项行动、任务进行前预定的期望目标的最低要求。”[22] 所谓“底线思维”，是指以“底线”为标识和依据，推动事物朝着预定方向发展的思维方法和能力。

首先，底线思维是一种价值尺度。在个人层面，不同主体源于承受能力的差异，可能对同一事物有相似或相异的看法和评价，有不同底线意识。但在公共层面，不同主体必须遵循共同的底线意识，如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等等。

其次，底线思维是一种最低标准。“底线”是重要标志，区分着“好”和“坏”，标识着“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底线”的划定，往往是基于整体研判后得出的结论。在国家层面，一个国家的底线意识是战略考量后的集体意志，往往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绝大部分成员的集体智慧和价值共识。

再次，底线思维是一种忧患意识。“底线”作为一种“边界”，其代表的是主体对“边界”两方不同属性的判定。“底线”之所谓“底线”，就在于对事物性质的预估，对风险考验的预判，一旦突破“底线”，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挫折、失败、困境等负面效应。

2.坚守底线的意义和价值

在国家层面，底线是立场和原则，是思想共识和发展方向。坚守底线坚守的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底线是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方向、防范化解各方面风险危机的基础，也是提出顺应时代发展、符合自身国情、满足人民需要的战略部署的前提。

在社会层面，底线是法律基础、道德标尺和价值风尚。坚守底线是分对错、明是非、辨善恶、审美丑、评利弊的准绳，是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依据，是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的保障。

在个人层面，底线是临界点和边界线，是行为红线、是个人操守。坚守底线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和义务，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努力做到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

3.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好工作

坚持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内容。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关键在于强化以下四种意识。

一是要强化原则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明确为人处世的立场和原则，并遵守原则、敬畏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23]

二是要强化身份意识。每个人在今天的社会中都有多重身份、多重角色，不同身份和角色意味着不同的底线要求，强化身份意识，就是要强化身份背后的底线意识。比如，干部对待群众的底线是不随意动武、不粗暴蛮横，下级员工对上级领导的底线是不针锋相对、不阿谀奉承，员工对待工作的底线是不违规乱纪、不马虎了事等。

三是要强化边界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需要明确法律底线、纪律红线和道德底线。强化边界意识，同时还要把“坚守底线”与“达到高线”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做到“有守”与“有为”的有机统一。

四是要强化律己意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坚守底线的思维方式启示我们，要做到察微知著、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要坚决守住政治底线、法治底线、廉洁底线，强化律己意识，积极主动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作者：周文彰，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少雷，中共深圳市委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注释：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哲学思维与方法论研究”（135B001）的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1/05/c_1122217981.htm。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7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4/c_1114116751.htm。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9]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10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21/c_1119765804.htm。

[1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7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312.html。

[11]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7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312.html。

[12]《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大报告诞生记》，新华网2017年10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8/c_1121868753.htm。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4]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新华网2015年1月24日。

[1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7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312.html。

[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7]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8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1~548页。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21]《改革要有哪些新思维》，《人民日报》2013年1月25日。

[22]刘建伟、张静：《习近平国家治理的底线思维》，《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

[2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取缔法轮功是中国政府的英明果断之举

       作为一名前法轮功成员，一个曾经的法轮功深度受害者，对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有着非同寻常的体会与刻骨铭心的感受！时至今日，我更加空前地感到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多么的令人自豪与骄傲！一批又一批的前法轮功成员能摆脱邪教精神控制，重新走向新的生活，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与幸福的暖流中，这一切都要感恩中国政府及时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取缔与防控，对这些习练者的深情感化与全力挽救！

　　一、中国政府及时依法取缔法轮功，挽救了一大批濒临绝境的习练者的生命

　　我最早知道和接触法轮功，是从1995底年开始的，后来就渐渐痴迷了进去。那时候练功的人有不少，记得到了1998年的时候，这些习练者有的就开始不做生意了，有的辞去了公职，专门在家练功、学法、出去“弘法”，因为李洪志曾说过；“十年八年我不等，短短几年就修成”，他们认为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就是七个年头儿了，就到了该“上天圆满”的时间，所以“常人”中的这些“名利情”都应该放下；如果还要上班或做生意，是会影响“精进”和“上层次”的，所以，有些人开始为“圆满飞升”做准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轮功人员到长春李洪志所住过的地方去“朝拜”，在“圆满”之心的带动下，这些习练者变得浮躁不安，无心工作与生活，到处聚会交流，探讨“上天”之事……一时乌烟瘴气，魑魅横行。
　　那时习练者的狂热已经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在“学法”交流中，大家最热衷的是“何时圆满”的话题……那时，我可能还有一丝丝理性，看着他们比“文革”还要狂热的状态，心想：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么样呢？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真能上天“圆满”吗？万一“圆满”不了，他们会不会……当时我不敢想下去，更不敢把自己的想法与“同修”交流，只是迷茫地被卷进这股狂热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1999年之前，我们这里的练功点已经出了不少事情，例如，有人在练功点上打着坐心脏病复发死去，有人出现精神失常，还有的人练功出现“真疯”状态，吃屎喝尿；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有病拒医拒药而失去生命；有人出现幻觉，自杀杀人者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年7月取缔前之前，法轮功残害生命已达一千四百多人。
　　总之，那时的法轮功内部非常混乱，在李洪志的诱导下，很多习练者都“悟”到很快要“圆满”了，至于“圆满”的形式，也许是“虹化”（自焚），也许是跳楼，也许是跳水……所以，后来有人这样说：“幸亏中国政府的英明决策，及时取缔了法轮功，不然，不知多少法轮功痴迷者会因为追求‘圆满’而死去；又不知道会有多少习练者会轻信李洪志的鬼话有病不治而命丧九泉。”

　　二、挽救了很多习练者的濒于崩溃的家庭

　　习练法轮功后，尤其是深度痴迷的人，因受李洪志“放下名利情”的蛊惑，把亲人当仇人，把家庭当阻力，去情、去欲，致使很多习练者夫妻不和，甚至反目成仇。在1999年之前，这种情况都已经相当严重了，有的因为练功搞得夫妻分居闹离婚；有的因为妻子经常“弘法”而不做家务，不管子女，使家庭走上了崩溃的边缘。河北沧州一名姓胡的女性习练者，因为每天在家就是练功、“学法”，或者出去“弘法”，儿子到了搞对象的年龄，她不闻不问；女儿辍学，好像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她在外面病了，有人告诉她家人让家人去接她，她的女儿说道：“我们家不要她了，她在家除了学她的书外，什么也不干，我们还要打工挣钱，给我哥哥娶媳妇呢。”国家取缔法轮功，使习练者的这种疯狂行为得到收敛和遏制，使许多濒于崩溃的家庭又恢复了平静和团圆。

　　三、及时遏制了很多疯狂事件的发生，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记得大概是1999年的初春时节，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李洪志到了二十七军刘桂荣在石家庄的寓所，让我们赶快打车到二十七军门口儿去“拜见”师父。当时很多习练者赶到了那里，但被值班的武警劝了回去；后来，又出现了“4·25”事件，我在1999年4月24日下午接到的电话中说：让我通知这一带的练功人，晚上12点之前到北京北海公园集合，最后又嘱咐我说：“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不要说有人通知你，就说是大家自愿去的。”
　　“4·25”事件以后，不少地方的练功点上开始出现政治性反动传单，内容是攻击前国家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当时，真有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火药味儿，不少人敏感地觉察到，法轮功组织正在酝酿一场大的政治阴谋！
　　实际上，从“4·25”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后，全国各地共发生围攻各地政府办公要地和新闻媒体的非法聚集已达三百多次，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如此长久下去，国家将蒙受重大的损失，法律的尊严将受到挑战，老百姓的安定生活也必将受到严重侵扰与破坏。
　　1999年7月20日，一声晴天霹雳，中国政府终于做出了英明决策，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法律的尊严得以维护，社会秩序得以稳定，老百姓的生活得以安宁！

　　四、使一大批邪教受害者摆脱法轮功精神控制，重新过上了阳光灿烂的生活

　　中国政府取缔邪教法轮功后，促使一部分习练者觉悟与猛醒，他们及时认清了李洪志的政治野心与法轮功的邪教本质，摆脱了邪教的精神控制，重新回归了社会正常生活；还有一部分深度痴迷者，一开始不理解国家所做出的这个英明决策，受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操纵，进京上访，进行“正法”、“护法”。后来，在社会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迷途知返，恍然大悟，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的真相后，与李洪志和法轮功彻底决裂！这些回归社会后的昔日习练者，在各级政府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有的已经发家致富，成为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有的已经退休在家，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有的成为坚定的反邪教志愿者，为彻底铲除害人的邪教而努力工作；还有的成为优秀教师，家庭事业双丰收……谈起往事，大家情不自禁地发自肺腑地感谢中国政府坚决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英明决策，感谢社会志愿者的挽救！一位思想转变后回归社会的前法轮功成员感慨地说：“我们要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如果是在西方，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这些邪教的深度痴迷者都会像‘人民圣殿教’、‘大卫教’等的信徒那样，或在邪教主的控制下集体自杀，或者在与政府的冲突中被镇压丧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以人为本的中国政府，才能对人负责，实行高度的人道主义，动员社会力量，不遗余力地挽救我们跳出邪教苦海，保护了我们的人权，使我们重获新生！中国政府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的政府！”
　　今年，法轮功邪教组织被依法取缔已经十八年了，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挽救和反邪教志愿者无怨无悔的付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轮功习练者跳出了邪教火坑，告别了昔日阴暗的心理，融入到了社会的洪流中去，有一位受害者的父亲这样说道：“法轮功使人变成了鬼，共产党把他们从鬼变成了人！”是的，共产党使我们这些昔日受害者的心灵得到了重生，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有道德有觉悟的新人！同时，在这里，我希望那些现在依然还在痴迷法轮功的海内外习练者，不要被法轮功组织的挑唆和法轮功网站上的反动宣传所蛊惑，要相信中国政府，相信中国共产党，只有他们，才会高度尊重我们的人权，尊重我们的生命权、劳动权、思考权；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才能帮助和引领我们走上光明大道，让我们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

            作者：丹琳 2017年3月

“神韵”演出是一个文化毒瘤

       法轮功操控的 “神韵”演出打着中国传统文化名号，企图来吸引人们的眼球，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华侨，以及有着中国文化素养的外国人，则会慧眼识假，将“神韵”的假画皮撕得片甲不留。那就让我们看看，法轮功的“神韵”是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弘扬真善美的文化，而“神韵”演出体现的则是假丑恶

　　真善美不仅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伦理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文化支脉——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与佛家文化。“真”可以说是道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比如尊重自然规律、清静无为、说真话、做真事等，庄子提出的“真人”即是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清静无为的人，当然，这里所说的“无为”并不带有消极的因素，而是不刻意、不造作、不张扬，一切都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包容化育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提倡对百姓要起到道德上的教化作用，如古代的一些画家，作画时非常注重对社会的教化作用，我曾经看见过一幅古画，上面画着一名儿童引着一个盲人前行；还有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作用……而“神韵”则恰恰相反，做虚假广告，演出内容逆历史潮流而动，节目内容充满了假丑恶，宣扬暴力与恐怖，《亚特兰大宪法报》记者Jamie Gumbrecht在自己的博客中转引报纸上的评论说，观看“神韵”节目“像被泰瑟枪微微地击了一下”；“他们（评论家）诧异地发现，一些暴力镜头在晚会中以一种音乐表演及杂技的方式被推广，特别是其中一个涉及到电击枪，另一个片断中母亲和孩子遭到袭击。”拙劣地编造虚假情节和制造恐怖。美国乔治亚州的Lisa和Doug（信息技术安全工程师）夫妇带着孩子Briana去观看“神韵”，对其中以“踢、打、甚至是杀人”渲染血腥的节目十分反感。这种对假丑恶的夸张与渲染广受国际社会的诟病，致使“神韵”屡遭批评与质疑，演出多次被世界各地拒绝。

　   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忠君爱国，“神韵”演出则讨好谄媚反华势力，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充当文化汉奸

　　中国传统文化教导人们不谤国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尊重国家领导人的人格，维护领导人的威望，感恩国家领导人给人民带来的幸福安定的生活。而法轮功则出于狭隘的一己之私，大肆攻击和抹黑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对前国家领导人进行造谣污蔑；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爱国，在我国历史上，有着许许多多爱国志士与民族英雄受到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敬拜与颂扬，如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等等，这些爱国志士与民族英雄的崇高气节光耀千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空中闪耀着熠熠光彩，成为中华儿女心目中不朽的人格和气节标本。而“神韵”演出则投国际反华势力之所好，篡改和歪曲传统文化节目的内涵，把“忠君”歪曲成忠于李洪志和“法轮大法”，把爱国说成是爱“天上世界”，爱“法轮圣地”爱西方国家，完全是一副邪教与卖国的腔调和嘴脸，是地地道道的文化汉奸。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孝文化，“神韵”演出则背离“孝”的宗旨

　　中国传统文化讲“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汉朝时选拔官员讲“举孝廉”，古代的二十四孝让人涕泗滂沱——远古的大舜，是中国孝文化的典范；子路百里负米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黄庭坚涤亲溺器，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杨香扼虎救父 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这些感天动地的孝子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曲源远流长的孝文化的动人赞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举世无双的精神文化财富。
　　而“神韵”演出则大逆人伦，吹嘘创世主创造了宇宙万物和我们生活的世界，胡说生命来自“天上”，来到地球上是暂时的，将来要回到“天上”，蛊惑和误导人们向往“天堂”。把人说成是从天上下来到人世间，从“宇宙”来到“三界”，否定了人是父母所生所养，言外之意是人是从天上下来的，人真正的父母在天上而不在人间，李洪志曾经说过：“生你元神的那个父母才是你真正的父母”，说什么“真正的父母在天上”，还胡说道：“生生世世你的父母有多少，子女有多少，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也数不清。谁是你的父母，谁是你的子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转法轮》）。其目的就是让人放下人间的父母亲情而去追随李洪志。“神韵”演出正是对李洪志这种歪理邪说给以艺术化的诠释，企图通过文艺演出、通过形象化的视觉冲击，来宣扬邪教文化，暗含着李洪志是天上的那个“父母”，是人类真正的“父母”，把李洪志神化成为“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世主”，从而更好地控制这些练习者成为反华势力的帮凶。
　　由此种种，“神韵”是一种反动文化，是一种邪教文化的毒瘤，它玷污和篡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除之而后快！

                                        作者：丹　琳

浅析法轮功“神传文化”的邪教本质

　　法轮功邪教组织推出“神韵演出”已经十年了（2006年李洪志成立“神韵艺术团”，2007年开始在多国上演“神韵节目”）。这种披着文艺外衣而宣扬所谓“神传文化”的邪教毒流正在污染着海外的文化市场。尽管法轮功在多国的“神韵演出”越来越遭到外国朋友及海外华侨的质疑、抵制和反对，门票率大大下降；但十年来上千场的演出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在三个方面显示了出来：一是为抹黑中国政府进行造谣污蔑，二是扭曲和玷污了中国传统文化，三是借口“传统文化”之名而宣扬邪教。

　　在2006年时，李洪志就曾讲：“神造了人还造了人的历史……实际上这都是给人类奠定文化、奠定思想、奠定人的理念，叫人能够在传大法的那一天认识法、认识真正修炼的文化。”（《二零零六年加拿大法会讲法》2006年5月28日）这便是李洪志推出“神韵”演出的“法理”依据。由此，法轮功“神韵”以“神传文化”的面目登上舞台，却大肆标榜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妄图以此蛊惑海外人士。

　　2017年春节期间，笔者的一个朋友的女儿从法国回来探望父母，朋友聚会时邀请我去参加。我们在一起畅谈中华文化在法国流行的这个话题，朋友的女儿却向我提出“中国的文化历史是不是神文化的历史、只有神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样的问题。经一番询问才知晓，原来她的这种疑问就是受了法轮功“神韵演出”的影响而产生的。朋友的女儿是学服装设计的，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还缺少深透的知识。她虽然并不认可法轮功对中国政府的污蔑，但对法轮功宣扬的“神传文化”倒觉得是“正统文化”。笔者当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述，从文化角度解释了她的疑惑。

　　但这件事却让笔者意识到，法轮功邪教大肆宣扬“神传文化”，并将这种“神文化”乔装打扮成中华传统文化而进行兜售，这不但严重混淆了视听，而且刻意扭曲和亵渎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精髓，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笔者虽不是专业的文化研究者，但面对法轮功的这种“造神”伎俩，必须揭穿其“神传文化”面纱下的真面目，让那些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不要被法轮功邪教的“神传文化”所蒙骗。下面笔者就简要梳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在对比中看看李洪志编造的“神传文化”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和内涵是什么

　　首先，要搞清五千年来源源不断、又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不是“神传文化”的问题？这个话题实在庞大而复杂，笔者这里只能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而简要地表述几点：

　　（一）周王朝的“宗法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起源和基础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发展史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样的生产方式过程后，由此发展成古代和近现代的文明。而以“青铜器时代”为标志，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这之前的石器时代则是“史前文明”。而商、周朝正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代表性时期，如商朝晚期的“司母戊大方鼎”、西周的“利簋”（武王征商簋）和“人面纹铜鼎”等青铜器举世闻名，它们是中国先古祭祀文化的象征。

　　根据中国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划分，周王朝（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以战国时期---即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周为界）是中国古代三个世袭奴隶制王朝的最后一个，它之前的夏朝和商朝是由部落氏族发展成为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一个过渡时期。等到了周王朝时代，已经具备了奴隶制国家的全部特点。其中，西周初期时的“明堂制度”的建立，则是表明了已形成集王权、宗教权（指周王朝的国家“祭祀”权和宗教管理权）和氏族血统继承权为一体的“宗法制文化”体系的初步确立。

　　什么是“宗法制文化”？简单讲，就是以家族血统为继承权、以宗教祭祀为授予权、以国家管理为执政权的一整套带有宗教色彩的血统继承制文化。例如西周的“明堂制度”表述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敬天法祖”，二是“天命不僭”，三是“以德配天”。

　　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敬天法祖”，即只有统治者才能“祭天”（西周王朝“绝地通天”的宗教改革后，“祭天”成为国家专利。普通百姓可以“祭祖”，但不能“祭天”），才有这种独享的“祭祀权”；也就是说，谁被授予了“祭祀权”，就等于被授予了合法的继承权，成为国家合法的统治者。而在“敬天法祖”的基本价值观中，“敬天”是一种宗教形式，“法祖”才是核心。而“法祖”的基础则是血统关系。但由于古代实行“多妻制”，统治者子嗣众多，怎么办？于是在血统上就规定了“嫡子继承制”，也就有了嫡子和庶子之分。而这种区分是不能僭越的，是由“明堂制度”中的“天命不僭”的根本依据所规定的。所以，只有嫡子继承王权才是具有政治统治的合理合法性。

　　但为了约束统治者不要胡作非为，“明堂制度”又提出“以德配天”的伦理道德观念。即统治者必须遵守“天道”，以“祖德”和“天伦”治理天下，否则就可能被“天道”所抛弃，由统治者变成阶下囚。

　　周王朝的“明堂制度”所阐发的这套血统继承文化，被后人继承和丰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后来，不但各帝制王朝如此，民间也是一样。家族中掌门人的正妻所生的男孩中的老大，亦成为家族的继承人。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和人伦观念深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无怪乎百姓中对生养男孩格外关注，并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子嗣继承权的事情提高到道德的高度加以重视。

　　由此追溯本源，可以看出，中国的远古文化虽然与宗教祭祀有关（其实，全世界的古文明都与宗教或神话传说有关），但其核心并不是神而是人，或者说是以“神”作为媒介来表述人的内涵。譬如中国远古时代的祭祀宗教（包括神话传说），主要内容是向“上天”问询农耕、战事、繁衍、生存等人间大事，这些在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都有反映。而借助“上天”来管理人事，是人类古代意识形态的普遍现象，是当时人类的落后生产方式还无法使思维进入科学理性前的一种淳朴的思想状态。但如果将这种环境下所产生的文化就定格于什么“神传文化”，并由此来确定人类的历史是“神”创造的历史，这种否定人类创造历史文明的说法不但非常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

　　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22年---前221年。其中，前453年---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另有以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为春秋上限年代），是指东周以后社会形态由奴隶制逐步转向封建制并演变为中央集权制的这一历史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动荡和变革，直接催生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呈现出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活跃状态，故中国古代的思想名人也多出于这一时期。如春秋时期的老子（传说约前600---前470）、孔子（前551---前479）、墨子（约前468---前376）、孙子（春秋末期人）等；战国时期的申不害（约前385---前337）、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前369---前286）、公孙龙（约前320---前250）、荀子（约前313---前238）、邹衍（约前305---前240）等。以上这些思想家的学说经他们的门人或后人所继承发扬，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等流派，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

　　这里以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为例：孔子继承了周朝“宗法制文化”并进行了扬弃，对“敬天法祖”这一价值观，孔子更注重“法祖”和“法先王”，由此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概念。而这种伦理具体地讲就是“周礼”，他呼吁“克己复礼”，就是希望统治者能以“礼”治国并教化万民。当然，孔子的思想在那个动荡争霸的年代，不可能被诸侯所采用。同时，孔子又十分重视“人治”，倡导“仁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伦道德的观念范畴，如“孝”、“悌”、“信”、“忠恕”等。而对“神”的态度，孔子则说“敬鬼神而远之”。特别对商朝和周朝早期拿活人做殉葬的“祭品”，孔子持反对意见。周朝后期有人用泥偶（陶俑）来代替人的陪葬，孔子对此大加赞赏，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孔子对“上天”（祭祀“神”）并不是很感兴趣。而孔子重视人治和礼法的思想为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发扬，最终形成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

　　而对周朝“天命”观念的发展或批判，到了老子手里则变为了“道”。老子的“道”绝对不是至高无上的“天命”，而是一种哲学观念。笔者认为老子的“道”更象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探讨，是一种探讨主客观（即人与自然）如何对立又统一的那种“心物一体”的存在过程。也就是说，人是认识的主体，而这个主体能否穿越客体（自然）的界限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从而使人进入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得道”。因而，老子的“道”其实与“上天”和“神”毫无关系，其本质内涵是探讨万物的运行规律，使人如何在自然中活得更自由，不要被人世的欲望或礼教所束缚。所以，老子认为人的认识起源和归属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淳朴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辨，是老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贡献。至于东汉末期道教的创立及东晋时期葛洪演化了老子的理论，将“道”推崇为宇宙万物的起源，这就已经是宗教了（道教原本就起源于神仙信仰和方仙之术）。而老子的道家学说与道教的教义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而在“法治”方面最大的影响力莫过于商鞅变法。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是战国时的法家代表和实践者，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变法图强，以法治代替礼制，采取“利出于地、名出于战”的原则，极大地激发了秦国老百姓的斗志，为秦国统一大业奠定了制度和思想基础。后世将管仲到商鞅再到韩非的思想合称为“管商学派”或“商韩学派”，视为先秦法家的典范。在以上的先秦思想文化中，“神祈”思想让位于“人治”思想，尽管周王朝的宗教祭祀文化对先秦诸思想流派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已经不是主流。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周王朝的“神祈”色彩越来越淡化，最后“祭祀文化”只是作为宗教的一种文化形式保留了下来，而非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

　　中国的汉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基本定型于西汉。如西汉时期的刘歆所著《七略》，对先秦以前至汉初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九流十家”的学术划分，把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概括为“诸子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诸子百家”。而这种“诸子学说”经后世不断地筛选和继承发扬，又汇总了各时期的文化典籍，在隋朝时期形成了“经、史、子、集”的文典集成（隋朝《经籍书》）。“经、史、子、集”则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主要脉络，这其中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各封建王朝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而其他诸子学说，包括后来从古印度传入的佛教，这些都在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汇融合中，最终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流，以儒学、理学、心学（即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陆九渊及明代王阳明的“陆王心学”等）为思想教化、以“儒释道”为文化符号的中国传统文化脉络。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本思想”而不是“神学”

　　从以上的文化脉络发展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什么“神传文化”，尽管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对传统主流文化有较深的影响，但宗教文化自始自终没有占据历代王朝的主流意识地位。这与中国帝制王朝“皇权至上”而不是“政教合一”的国体制度有直接关系。这种皇权授予天命的传统，恰恰正是周王朝“宗法制文化”的继承，可其内容已经演变成以人为主体的道德教化思想文化。可以说，从孔子的“仁学”到王阳明的“心学”，虽历经两千年，但“道德”和“人性”始终是中国文化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许多儿童的启蒙书籍，如《弟子规》、《三字经》等，都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培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把“神”作为唯一的信仰去治理国家或统治万民。

　　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作为几千年来的文化内涵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各王朝推崇儒家经典（如“经史子集”），并将其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标准（如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而且民间的思想教化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这其中最广泛的就是“仁”、“孝道”、“忠义”、“贞节”等思想观念。如民间流行的“二十四孝图”（元代?郭居敬编辑），民间修建的“关帝庙”（关羽成为“忠义”的化身），表彰妇女守节的各种贞节牌坊等，尽管这类“忠孝”文化有封建思想的落后一面，但依旧突出了“人性”的可贵之处。就连反抗封建礼教的爱情作品，如《孔雀东南飞》、《西厢记》、《桃花扇》等，也一样充满着人性和对美好人性的追求。而这种人本主义思想贯穿了传统文化的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基调。

　　中国的封建士大夫始终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继承者，而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脊梁，其主流思想继承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语）的观念。从战国时的屈原到南宋时“精忠报国”的岳飞，虽跨度上千年，但“爱国”和“民本”的思想传统没有变化。而儒家的“民贵君轻”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思想正是儒家文化的精华。如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仲淹在这里虽然讲的是“君臣”之道，但核心却是“民”，只有忧民思君才为正本。

　　凡上种种可得出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民）而不是神，人本主义思想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流和最宝贵的精华。这也是与西欧中世纪那种“神权至上”（政教合一）历史走向的本质性区别。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上文简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和以儒家“修身治国”教化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内涵。除此外，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什么“神祈”思想而是人本主义的自然哲学。这种价值观主要有三个基本范畴：一是以探求自然规律为主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如“阴阳五行学说”，这种思想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哲学价值体系。二是以指导和解决社会问题及人际关系的“中庸思想”，这种思想是古人对社会规律的一种哲学认识。三是以修养人性为主的“仁学思想”，这种以道德修身为人生目标的思想是对人性的一种认识和追求。以上三大价值观的核心依然是以人为本、以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为本，是中国古代先人对自然界和人本身（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价值探索。

　　（一）“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价值观

　　“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它由“阴阳”和“五行”两组概念组成。“阴阳”概念是指一切自然现象（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可以相互转化，肯定了“阴阳”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例如：《周易?丰》中讲“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这就是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老子也说：“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种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辩证思想，在《易传》、《老子》等著作中都有反映，是古人宝贵的思想结晶。

　　“五行”概念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古代思想家认为这五种物质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而且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孙子?虚实》篇）。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都指明了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性的，也就排除了世界是由“神”创造和统治的。所以，“阴阳五行学说”不仅仅表达了古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而且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世界观。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把前人的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到了社会现象中，如阴阳家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学说。这种把物质现象的变化牵强比附到社会现象的作法，导致了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所以，“阴阳五行学说”后来就发展出两种思想趋势，一种是坚持物质性的的无神论，如东汉王充的《论衡》、南北朝范缜的《神灭论》。另一种则发展成唯心主义的“神本论”和“天人感应说”（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等）。

　　尽管帝国的统治者需要用“天命”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但也并没有因此而形成“神权”之专制的局面。例如范缜（约公元450年---510年）生活的南北朝时代正是佛教大肆兴起时期，范缜先后出仕南齐和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他坚决反对统治者推崇佛教，认为佛教不会对治理国家和利国利民方面带来任何作用。为此，范缜撰写了著名的《神灭论》，批判佛教的“神不灭”、“因果轮回”等观念。据《梁书》、《南史》记载：“此论出，朝野喧哗”。竟陵王（萧子良）集高僧难之，缜不屈。后来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专门在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召集王公朝贵和佛僧六十余人反驳范缜与《神灭论》，结果不能论胜。范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无神论者，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如：“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他的思想对后世的无神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宋朝的张载和明朝的王夫之等都继承了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梁朝统治者并没有对范缜下杀手，这与西欧中世纪时代“神权至上”而残酷迫害科学人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如此？因为儒家的“仁学”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血液里，这种人本思想并没有因为兴佛教而退居其后。

　　（二）“中庸”思想的社会价值观

　　“中庸”思想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形成，《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中和”理念是讲：世界上（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却能实现多样性的统一。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达到复杂的平衡。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这种思想探究了世界整体性（全局）与个体性（局部）的关系，认识到事物的平衡共存是一种“天地位焉”（天地有了顺序），从而“万物育焉”（万物可以生长）。这种思想实在很伟大，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高超的智慧结晶。

　　在这种思想中并没有某种至高无上的“神”处于统治地位，而是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价值，并且只有在它们的平衡发展中才会达到“中和”，达到最理想的一种自然或社会的和谐状态。当然，这种理想化的“中和”是在力求一种完美的、不要打破的平衡，而这对于事物的运动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中，统一（平衡）是相对的，对立（斗争）是绝对的。但“中庸”观念强调处理问题要不偏不倚，不能过犹不及，这种注重把握事物尺度的方法是正确的。

　　“中庸”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体现于各个层面，一个“和”字（《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就包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朝廷施政要“政通人和”、对外邦交要“协和万邦”、家庭事业要“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等。这种“和谐”观念在传统文化中已经深入人心，就连艺术、建筑等领域也都体现出“中和”（平衡、对称）的特点，故“中庸”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广泛的一种普世价值观。

　　（三）“仁学思想”的人本价值观

　　“仁学”是指孔子的“孝悌、仁者爱人”等观念，并以此为核心发展出的一系列儒家人本思想。这其中又特别强调了“修身养性”的人伦道德的教化作用。

　　例如，当“君权”与“民生”发生冲突的时候，“仁学”思想往往要求“君权”做出让步，即按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为君之道进行处理。故古代的明君贤臣都明白“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象宋朝理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民本”思想是人生的追求目标。故而，封建社会里出现了包拯、海瑞等一大批为民请命的清官。这同西欧中世纪提倡“神权至上”而泯灭人性的神权专制统治完全是两种天地，说明了儒家的“仁学思想”至始至终地贯穿于传统文化中。

　　当然，传统的“仁学”思想（包括明朝的王阳明的“心学”）都过分强调了“人性善”的主观愿望，忽略了客观环境对人性的决定性作用（存在决定意识）。所以，儒学的后世发展就出现了“理学”（以南宋朱熹为代表），出现了“三纲五常”、“灭人欲存天理”等极端思想，这些都是对初期人本主义的撕裂。

　　总体来看，“仁学”思想毕竟贯穿于了传统文化的始终，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教化的人本思想，虽然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也没有真正解决人性解放的问题；但它对人性美好的追求、对和谐社会的理想求索及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尤其是拒绝把“神”奉为统治万民的至尊；而这一切则对中华民族（特别是近代历史）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终结苦难、走向辉煌的曲折道路，都奠定了历史的思想和文化的基石！

　　三、法轮功“神传文化”的邪教本质

　　前文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和思想内涵，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血脉传承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人本”文化。那么，法轮功邪教及其“神韵”演出为什么拼命地鼓噪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李洪志的这种“造神文化”的险恶目的何在？

　　（一）有神论和教主崇拜是法轮功邪教的命根子

　　毋庸置疑，李洪志的全部家底是有神论及建立在其上的“造神运动”。这在李氏从1992年一开始出山时就已经确定的了。只不过这种“造神”当初打着佛教和道教的幌子，以标榜李本人是传统宗教文化中脱生出来的所谓“新星”。在李氏邪教教科书《转法轮》首页的“论语”中，此“造神宣言”说得再明白不过：“‘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那么‘佛法’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佛法’不只是经书中的那一点，那只是‘佛法’初级层次的法。‘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他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佛家所说的‘法’。”

　　在“论语”中的这段话里，李洪志讲了三层意思：第一，他的所谓“佛法”不是传统意义上（宗教）的佛法，而传统的佛法被他贬低为“初级层次的法”；第二，他的“佛法”是“洞见”从粒子到宇宙的“一切奥秘”的大法，是“最玄奥、超常的科学”；第三，他的“佛法”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也就是说，“真善忍”才是他的“佛法”核心。其实，李洪志就是宣布他发明了一种比传统佛法更高深、更厉害的大法，是“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李洪志语）。

　　显而易见，能发明“洞见”宇宙一切奥秘、又能渡人上天的大法的“师父”，必然不同凡响啰；于是骗人的各种包装---包括篡改生日、制作放光的莲花宝座像、自吹“四岁学法、八岁得道”、拥有“四大功能”等等一系列造神的手法应有尽有。就这样，李洪志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常人，手摇自制的法轮，以“宇宙主佛”的姿态出山啦。人世间又多了一位“渡人”的大神，并开始涂炭人们的心灵、贻害于社会！

　　如果说李“主佛”的发明有什么高超的地方，就是把有神论与“气功”（法轮功“五套功法”）结合了起来，并且打着传统佛、道文化的幌子，再加之伪科学的某些调料，他的大法就是这样的一种大杂烩。但李大师成功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气功热的炒作下，李洪志成为了数百万信徒的教主。中国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思想（如求神信鬼、神坻祈福等迷信观念）为李洪志的“造神”提供了民间的土壤。

　　1999年7月，中国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李洪志此时已经逃到美国并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而后，李洪志又频频通过网络遥控指挥大法弟子与中国政府对抗，从此堕落成叛祖反华的罪人！

　　李洪志的这部“造神史”，其核心就是有神论，内容就是他编造的所谓“佛道神”修炼，目的就是教主崇拜。如今，法轮功在大陆的组织已经土崩瓦解，但其邪教的流毒并没有肃清，还有少数法轮功痴迷人员在李氏的精神控制下继续违法。尤其是李洪志亲手打造的“神韵”演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招牌在国际上招摇撞骗，专门借助邪教的“神坛”来扭曲和亵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种弥天大谎必须要彻底揭穿！

　　（二）“神韵”演出完全是邪教文化的表露

　　凡是看过法轮功“神韵”演出的人，凡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能够看出“神韵”的内容完全是邪教文化的现代版。其主轴戏便是巫术式的“祭祀舞蹈”，是邪教的教主崇拜的“艺术”表现。“神韵”演出以唐装服饰的舞蹈为主，演职人员的所谓“唐朝舞蹈”都突出了“神降人间”或“感恩神威”的主旨。扮演“唐王李世民”的演员在神殿下（背景）接受舞男舞女的朝拜，暗示李世民是李洪志的化身（李洪志说过他曾转世为李世民），是神降人间的统治者。场场演出中类似这种场景多次反复出现，尽管音乐味如嚼蜡，舞蹈的动作舞姿也是三流水平，但作为教主崇拜的压轴戏，“神韵”每场都有保留。

　　除了“神崇拜”外，借助舞蹈和唱歌的形式来“反迫害”也是“神韵”的主要内容。演出中搞一些象征恐怖的场景，演员在“祈祷求神”中完成对大法的献身。然后，突然“佛光万丈”，身穿袈裟的“佛主”为“受难者”祈福安慰，“圆满”的音乐奏响……

　　请看，这种号称“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既没有儒家的“民本”和“六德”（圣、智、仁、义、忠、信）的人文思想体现，又没有道家的“道法自然、为而不争”的处世态度，也没有佛家的“心性本净、正知正见”或“慈爱众生、同体大悲”（即倡导众生平等，人我一体）的慈悲表述，更没有屈原、范仲淹、王阳明等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的那种爱国忧民的情怀传达；“神韵”全部的主题就是“崇神拜主”，就是怨恨发泄。说白了，就是为法轮功邪教张目鸣冤。

　　笔者实在无法想象，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粗糙低下的“神韵”演出，竟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法轮功网站上的自评）！法轮功和李洪志自己厚颜下流、丢人现眼也就罢了，可却打着“传统文化”的招牌而给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抹黑，真是无耻至极！

　　（三）“神传文化”的邪教本质及救命稻草
　　李洪志为什么要不惜血本地推出“神韵”？为什么要玷污中国传统文化而编造“神传文化”？因为“法轮佛法”的名声太臭，于是乎李氏就企图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掩饰包装邪教的本质，自以为裹上那么一层“传统文化”的外壳，就可以掩盖邪教恶体的腥臭。那么，李“主佛”和法轮功组织意图通过所谓的“神传文化”来博得国际上的认同，以借此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这种可怜的妄想能够实现吗？也就是说，笨拙的“神韵”演出真得可以成为其救命的稻草？

　　先看看李洪志的一首打油诗：“法鼓法号显天威，去邪除恶唤回归。末世救人惊天地，法正乾坤放光辉。”（李洪志：《天国乐团》2015年8月1日）。这首题为“天国乐团”的歪诗，是李“主佛”专门写给“神韵”演出的，也是给衰败的法轮功局面打气的。歪诗中说得极其明白：“法鼓法号”（比喻“神韵”演出）要彰显李洪志的“天威”，最后的目的是要“法正乾坤”。

　　李洪志1992年出山之后就叫嚷要“法正乾坤”，也就是承诺弟子们“十年正法、十年圆满”。到了2002年时（李氏“传法”十年整），“个人圆满”（即弟子个体修炼圆满）不但没有兑现，反而变成了“众生圆满”（即向法轮功圈外的所有人“讲真相”，也叫“救人”），2006年后又提升为“宇宙圆满”（即救度“层层层层宇宙”中“无计无量的生命”）。以上这些“法理”在李洪志的《北美巡回讲法（2002年）》、《纽约法会讲法（2010年9月5日）》、《二十年讲法（2012年5月13日）》等等经文中都反复说过。而“圆满”却永远不能兑现，这只是诱骗和控制弟子的诱饵。

　　而这二十年间（尤其是李氏1996年逃到美国后），李洪志煽动弟子们极尽反华捣乱活动，如：在大陆进行“讲真相、搞三退”违法活动，在海外干扰中国政府的外事活动、编造传播“活摘”谣言、支持台独、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等等，法轮功邪教成为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可结果怎样呢？中国势不可挡地成为了世界强国，成为了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东方巨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腾飞速度及强盛国力让全世界瞩目！反观法轮功邪教却穷途末路，挣扎救存，愈发臭名昭著，使得李“主佛”在失败中惶惶不可终日。

　　正是在这种颓败的大势下，李洪志妄图以“神韵”来挽救其邪教命运，自以为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招牌就可以博得外国人的青睐，借此可苟延喘喘。然而，法轮功二十多年的劣行已经用事实告诉了全世界的人，邪教就是邪教，不管它用怎样华丽的外套来包裹，依然不能改变邪教的本质。就象大灰狼穿上外套装扮成“狼婆婆”，可本性还是要吃人！

　　所以，“神韵”演出和其吹捧的“神传文化”是根本挽救不了法轮功失败的命运的；而“神韵”的“神文化”本身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被历史啐弃的垃圾。这种宣传“崇神灵幻”的东西，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皆知道孔老夫子都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从荀子的《解蔽》到王充的《论衡》，都对鬼神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就连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对信奉神鬼给予了猛烈地鞭笞。而在西欧文艺复兴时代，也对“神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如皮特拉克的《歌集》、拉伯雷的《巨人传》、薄伽丘的《十日谈》等等名著，都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文主义思想战胜了“神权至上”。

　　当今二十一世纪进入了以科技信息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发展时代，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竟然开历史之倒车，大肆吹捧和宣传什么“神传文化”，拾起旧历史上发霉腐朽的“神迹”来蒙骗世人，岂不无耻可笑？

　　再看看法轮功媒体对“神韵”的吹捧怎么讲：美国管理顾问公司专案经理 林怡馨(Manager of GROK.Co，Lin,Ti-Hsin )说:“其实现在科学打坏了我们很多幻想，比如说对月亮，科学说上面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对他有很多的想像，像唐玄宗就因此游戏了一下月宫，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新唐人2013年02月23日讯）哦，原来“神韵”给观众所展现的文化就是否定科学的“幻想”，就是“唐玄宗游戏了月宫”。这和法轮功修炼者幻想修炼“圆满”而“白日飞升”到“另外的空间”有什么本质区别？“神韵”把这种“神话幻想”当作“传统文化”大加渲染，无非就是要突出“神传文化”而为李教主唱颂歌。

　　笔者并不否认古代的神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先秦至汉初由楚人所编撰的《山海经》等作品，就包含了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些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但古人对《山海经》的评价是“荒诞不经”（《汉书?艺文志》），并没有将它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鲁迅等学者则把《山海经》列为“巫觋、方士之书”。由此可见，“神话”绝不是传统文化中的主基调。然而法轮功的“神韵”却处处彰显这类“神文化”，其邪教目的不是一目了然吗？

　　总之，法轮功的“神韵”根本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只是邪教打着传统文化幌子的封建糟粕，“神韵”同样也拯救不了法轮功必将失败的命运；尽管李洪志目前还在不遗余力地推演“神韵”，可它的反华嘴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看清。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展开，中华五千年的辉煌文化也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弘扬，就象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能够为人类作出伟大贡献一样。而法轮功小丑的“神韵”在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面前，只不过是一搂粪土而已！

    发布日期：2017年08月17日 文章来源：凯风网 作者：刘捷
                                            （责任编辑：若水）

邪教法轮功在华盛顿遭抵制

　　

































　　近日，法轮功在华盛顿DC举办游行，赤裸裸地神化头目李洪志，宣扬邪教法轮功。
　　法轮功在华盛顿DC举办活动时，不断有当地市民等到现场抗议。抗议人士打出横幅和牌子，写有"无耻！靠谎言支撑的邪教法轮功"、"邪教法轮功，骗子李洪志"、"抵制邪教政治，远离邪教法轮功"等中英文口号。

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呼吁大家一起来反对邪教法轮功。

扒一扒“主佛”的房产

1994年4月，李洪志在吉林省现代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每平方米17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145平方米的越层式住房，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间21.5平方米的车库，合计购房款为31.1万元。1994年8月，李洪志捏造了一份虚假的购房协议书，假协议书上的每平方米售价为800元，合计购房款为133200元。税务部门代征6％的购房契税，合计为7992元。李洪志通过做假购房协议的办法，偷税10668元。
李洪志逃亡美国后，其家族在美国拥有房产已有7处，总价值544万美元。如以李洪志名义买的五处：
1、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59大道136号8号公寓，面积1428平方英尺，市场价61.5万美元；
2、新泽西州米德塞克斯县南部伦克镇饮水溪路27号，面积4297平方英尺。该房产为李洪志妻子李瑞在1999年5月14日花58万美元购买，现市场价103万美元。凯风网2012年3月12日披露过该房产；
3、李洪志，纽约史泰登岛镇伊嘎大道103号房产，面积1854平方英尺，市场价40.28万美元；
4、纽约州奥兰治县鹿苑镇盖雷山路140号，面积135036平方英尺，市场价49.02万美元，法轮功总部龙泉寺所在地；
5、纽约皇后区66大道10515号2F公寓，面积750平方英尺，市场价23.22万美元。以其妻子李瑞名义购买的，新泽西州伍德克利夫镇(BergenCounty)亨特路房产，面积7286平方英尺，市场价223万美元，购买于2005年3月4日；还有以其妹妹妹夫李君、李继光名义购买的，新泽西州霍桑市帕塞伊克镇康奈尔大道80号，面积2038平方英尺，2004年9月30日购买，时价48万美元，现市场价44.2万美元。
让我们来看看李洪志是怎么扇自己嘴巴的，法轮功网站还辩解称李洪志没有偷情、没有豪宅、没有敛财、没有逃税、没有改过生日。
好端端的出生日期，找关系进行改动，自然有目的。李洪志改动自己出生日期的时间发生在1994年9月，那时的李洪志已经辞职专门从事法轮功活动，出生日期已经不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与工作退休时间，改动生日的唯一动机，就是想佛化自己，冒充佛祖转世。1992年5月，李洪志在国内开始从事法轮功活动，最初以“高级功法”坑蒙拐骗，在宣扬自己的时，也只是把自己定位在“气功师”上。

法轮功“活摘”谣言始末（图）

发布日期：2017年02月07日   文章来源：凯风网   作者：厉洁

　　近年来，境外网站持续炒作一个名为“活摘”的话题，指控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人员器官贩卖牟利。“活摘”话题也被一些反华势力用来妖魔化中国，攻击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活摘”话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谣言出笼——所谓“苏家屯集中营”

　　2006年3月，境外法轮功邪教媒体抛出了所谓“苏家屯集中营”谣言，声称位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的辽宁省血栓病中西结合医疗中心（简称苏家屯血栓病医院）有1个集中营，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人员，其中三分之二被割取身体器官后投入集中营内的焚尸炉焚烧，他们的身体器官随即被非法出售到全国各地乃至境外。

 

苏家屯医院

　　对于法轮功的谣言，中国有关方面多次予以驳斥并谴责了法轮功的卑劣行径。法轮功的谣言也被国际社会所戳穿。2006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肖恩·麦克康玛克（Sean McCormack）发表声明，对于中国东北某地有一处集中营监禁法轮功学员并摘取其人体器官的报道，美国经派员实地查看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上述报道。CNN、美联社、华盛顿邮报、路透社、日本朝日新闻、渥太华公民报等媒体先后到苏家屯血栓病医院进行了实地采访，证实所谓“苏家屯集中营”纯属子虚乌有。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页截图

　　谣言升级——两个大卫的所谓“调查报告”

　　在“苏家屯集中营”谣言被彻底戳穿的情况下，法轮功又勾结加拿大的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抛出了所谓《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Report into Allegations of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oners in China），污蔑中国政府大量非法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活体器官。这个报告中所引述的所谓证据和资料纯属捏造，根本无法证实。法轮功还把“活摘”谣言拍成影片，如加拿大人李云翔导演的《活摘》（Human Harrest）和《血刃》（The Bleeding Edge）,企图继续蒙骗世人，骗取同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轮功和两个大卫《调查报告》中提及的两个关键“证人”“皮特”和“安妮”的身份是捏造的。“皮特”是法轮功“活摘器官”谣言抛出后第一个匿名证人，自称曾是“中共内部情报人员”，后又改称是曾到大陆采访过的“资深媒体人”。真实情况是，“皮特”是名旅美华人，原名约翰·卡特（John Carter），2006年时44岁。身为失业者曾在旧金山某教会工作，因盗窃被解雇。因需要所谓“苏家屯集中营事件”的证人，被法轮功收买作伪证。另一名重要证人“安妮”，自称在“苏家屯”生活过5年，其丈夫是苏家屯医院眼科医生，参与了所谓的“活摘”。事实上，“安妮”原名安娜·刘易斯（Anna Louise），加拿大国籍，2006年时50岁，生活在加拿大渥太华新亚洲广场附近，与中国的苏家屯毫无关系。

　　对于法轮功的上述谣言，多个国际组织、主流媒体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司法机构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根本不成立。

　　德国之声2012年11月9日报道，德国议院德中委员会主席约翰内斯·普福鲁克(johannes pflug)在接受西南德意志电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有关中国处死政治犯以摘取其器官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谣言。普福鲁克说：“我们的情报机构组织进行了相应的调查，他们告诉我，这些说法虽然一再地浮出水面，但却没有证据去证明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这样的谣言，我可以很具体地指出来，主要是有法轮功在背后造势，但它并没有根据。”

 

　　德国议院德中委员会主席约翰内斯·普福鲁克驳斥“活摘”谣言

　　2013年“德国之声”转载德新社一篇质疑“活摘器官”报道，称“活摘学员器官只是个传说。”

　　2014年3月18日，奥地利“反对器官活体捐赠”组织（orgaNOs）网站发表了“国际特赦”给该组织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国际特赦组织致力于帮助人权受到侵犯的人民，无论对象是不是法轮功成员。至于法轮功成员的器官是否在非自愿的情况下遭到活摘，我们还未能证实。”

 

“反对器官活体捐赠”组织网站截图

　　2013年11月21日，新西兰国会的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向国会递交报告，针对新西兰法轮功协会要求调查所谓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人员器官事得出结论，“本委员会成员及新西兰政府，均未了解到任何可以证明法轮功对器官采摘的主张的独立证据，这一结论建立在新西兰及国外的调查基础之上。”（摘自《新西兰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关于于景方代表法轮功协会的请愿书（2011/84）的报告》，新西兰国会网站，2013年11月21日）

 

新西兰国会网站截图

　　谣言大杂烩——《大屠杀》

　　更为荒谬的是，法轮功的牛皮越吹越大。2016年6月22日，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两个大卫版的“报告”基础上，又发表了《大屠杀－血腥的摘取》报告，妄称中国每年有6万至10万例器官移植，器官来源除法轮功等“良心犯”。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立即引起全世界医疗卫生界权威机构和人士的义愤。

 

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大会

　　2016年8月21日至23日，在香港召开的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器官移植项目的官员何塞·努涅斯向中外记者表示，对于声称中国每年有6－10万例器官移植的说法，无论是作为世卫的官员，还是作为一名专业医生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相当于全球一年器官移植量的数字是不可能的。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教授、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主席杰里米·查普曼在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可以理解法轮功的动机，但他绝不能坐视不管葛特曼和法轮功如此荒谬、错误的指控和影射。他气愤的质问，应当问问散布这些谣言的人，他们的证据何在，良心何在？

　　事实证明，所谓的“活摘”是邪教法轮功制造的一个谣言，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和骗局，目的在于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掩盖其邪教面目。

　　事实上，中国的器官移植改革及取得的成就已取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一个公开、透明、公正的人体捐献与移植系统正在逐步建立。正是在香港召开的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大会上，中国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作为唯一受邀嘉宾在本届大会上作了主旨发言，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做法和理念，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已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接轨。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有力地驳斥了法轮功的荒谬指控。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体器官买卖在中国被明令禁止，违反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国有着严格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不会大规模“屠杀”所谓“良心犯”。这些只不过是一小撮反华势力对中国的肆意诬蔑。中国受益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也愿意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责任编辑：辛木）

美国知乎：李洪志为什么反对混血儿？

发布日期：2018年04月02日 文章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作者：隋伊（编译）

　　核心提示：2015年8月8日，美国版知乎（Quora）上出现了一个问提：为什么李洪志声称天堂里没有混血儿对应的神位？该问题引起网友们积极回应，部分宗教学教授、作家、大学生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问：为什么“法轮功”头目李洪志声称天堂里没有混血儿对应的神位？

　　Jason Forsythe（教授，宗教研究专家，特别专注邪教研究，连续十年担任北京大学客座讲师）：



　　鉴于“法轮功”有着反对混血儿、反同性恋的教义，它可能存在反社会的影响力。弟子们都奉李洪志是不容争议的大师和老师。气功早在几千年前就在中国存在了，“法轮功”不是一项绝无仅有的气功修炼法，“法轮功”旨在推广李洪志的教义及理念。我有个朋友是练“法轮功”的，他甚至去参加了五月份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法轮大法”大会。他告诉我，大会上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只有极小部分人可以见到李洪志本人）都像着了魔似的。他们喊着李洪志的名字，对他崇拜至极。没有李洪志以及他极具争议性的一部分教义，“法轮功”就不会存在。练习“法轮功”的人被称为“弟子”，李洪志被称为“师父”，弟子不得质疑李洪志的任何一条教义。如果你质疑，你就会被孤立。这是他们给个人施加的心理压力：非友即敌。那些痴迷者会被教导要他们修炼修炼再修炼、读经读经再读经，不要提问，以此来“清洗内心的罪恶”。李洪志把这么一大群人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他拉一下，大家动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取缔了“法轮功”，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存在，而是因为李洪志关于同性恋受到神的诅咒，混血儿是不健全的人等等一系列的教义，因为他鼓动几万人堵塞交通，以所谓“和平方式”聚集在政府大楼门口。

　　现在美国也开始恐惧了。李洪志住在美国，有曾有几百万追随者。如果他那些反社会教义变成了这些人的一项任务，这该如何是好？如果他突然让这些人坐在白宫门口，只是为了显示他对这些人的控制力，这该如何是好？美国最好对这种能够控制大量人群、散播种族主义、反对种族通婚、反对同性恋的人特别小心，这些都隐藏在“和平冥想修炼”的名义下以及神韵晚会的幌子下。保持警惕，注意消息灵通，具有自己的判断力。

　　Mitchell Blatt（定居中国，双语杂志的英语编辑，作家，创办有中国旅游的个人网站ChineseTravelWriter.com）：



　　据提问中引用的李洪志言论看，他是个种族主义者，他的话没有科学依据。不同种族的相互输血，如果是同种血型的话，还能救人性命，没有什么不相容的问题，而李洪志所说的（种族）“隔离”，那是他信口开河，根本不存在。

　　要么他被误传了 ，要么纯粹是他疯了。

　　Marianne Vikstedt（瑞典人，荣誉教授，从事宗教研究，在瑞典乌普萨拉市的瑞典福音路德教会工作）



　　至于说到这个人（李洪志），他独自创立了一个邪教，建立了教义和观点。很明显，《转法轮》一书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为了“法轮功”弟子的“圣经”，深深植入了他的理念。他要求每个弟子都要读《转法轮》几遍，这样他们才能在“精进过程中”“参透”。我对他关于混血儿和反同性恋方面的看法很简单：和我的世界观不符。

　　我的担心是，由李洪志创造的所谓“无害冥想修炼”“法轮功”，其教义的核心被他的教义扭曲的面目全非，而他所谓的教义是来自“神”的世界观。当我们加入这样声称“神授意反对什么”，还要求修炼、遵道的邪教，我们可以合法地问问这一切是否合理。几百万练习者积极地修炼“法轮功”，如果他们真的是“大师的弟子”，那么他们就不会质疑他。每一个“真的”弟子知道这一点，如果任何一个弟子有反对之声，那么我敢说这个人在说谎。结合了自残（自杀）、反共，反同性恋、反混血儿，这样一个邪教由于某种原因吸引了一大批人。我非常担心这个以“无害的冥想”为幌子，却带着不容置疑、不可争辩的“大师”而来的极端思想的邪教，会走到什么歪路上去。顺便说一句，这个人在美国活得很好，还得了几个奖。

　　如果美国让这种教派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下毫无节制的发展下去，那我就非常担心了。这个只是我的观点。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带着仇恨的反社会言论却混合着“真善忍”的信条和冥想，每个人在面对“法轮功”的时候都要保持警惕。对我来说，这种做法对我无效。

　　Henry Smith（就读于凯尼恩学院，住在纽约威彻斯特县）：

　　原谅我的粗鲁，他就是个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混蛋。



　　我不是“法轮功”专家，但是像这样的言论真的是出现在每一种文化中：一个包裹着对本国文化、宗教和民俗肤浅解读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者，目的只为了让自己的观点看上去合理些。而一切根本不合理，这就是仇外心理。

　　Richard Li（中国通，在悉尼工作）：

　　简单来说，李洪志的文化程度不高，智商不高。另外，他的胡说八道让特朗普都自惭形秽。如果你读过他早年的书，那些真正是他本人写的书，你会更加了解他真实的思想状态，坦白讲就是为了抓眼球而已。他用的语言，他用的哲学，他强行从其他主流宗教拿过来拼凑在一起的胡言乱语，都表明他要么是个蠢货，要么在做宗教白日梦的时候吸嗨了。

　　麻烦的是，他的教义确实有吸引力。部分核心教义是建立在人类的“善良”基础上的。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你有一个整天胡说八道、把自己弄得丑态百出的教主；另一方面，你有一群纯粹就想做好事增进幸福的弟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法轮功”弟子积极地维护李洪志，因为老实说他真的站不住脚。你救不了一个疯子。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维护教义，但不是教主。

　　所以我对所有“法轮功”弟子的建议就是：不要追随李洪志了，让一个有头脑的人代替他做你们的头，然后停止你们所有反共的活动，单单关注你们的核心价值。继续陪他（李洪志）在整个国际上发疯只会进一步把你们的宗教逼到悬崖边。

                                            （责任编辑：辛木）

特朗普政府把一颗原子弹放在了中美的正中间

原创：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 

美国时间18日，特朗普总统通过白宫发表声明，表示他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为此开列清单。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上周征税清单的500亿征税措施付诸实施，那么这2000亿额外征税计划就将生效。如果中国针对这2000亿采取新的报复措施，美方将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显然想吓唬住中国，迫使北京接受美方上周出台的单方面针对500亿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的计划，取消中方已经宣布的反制方案。

众所周知，中国不想同美国打贸易战，中国迄今没有主动出台过针对美国的任何制裁措施，中国的征税方案都是对美方违背WTO原则对中国商品蛮横加征关税的回应。

中美贸易是按照现有多边贸易规则自然形成的，那些规则在建立时，美国都是主导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逐渐累积到今天的规模，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的储蓄率低，美方限制它的优势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解决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中国的态度亦很积极。双方经过三轮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但是特朗普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仍要置那些共识于不顾，悍然于上周公布了对500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方案。这一做法极不合情理，违反国际上解决贸易纠纷的基本逻辑，不仅出乎中方意料，相信美国社会最初听到特朗普政府“反悔”的消息时也很吃惊，世界舆论界更是在第一时间被搞得摸不着头脑。

特朗普的最新声明显示，他要对中国打贸易战，但希望以中方不还手的方式控制贸易战规模，形成他违反国际贸易准则从中国“干净利索抢劫一把”的效果，以此向美国社会炫耀他的能力，证明他的“强硬路线”是对的，他是独一无二“正确的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取悦美国选民。他最关心的看来还是选票。

特朗普在赌博。他寄希望于自己的任性和偏执表现可以被中国这样的大国接受，在他的威胁之下，中国会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而忍气吞声，以绥靖方式让中美贸易战由华盛顿呼之即来，再由华盛顿决定在什么位置以什么方式告一段落。

但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已在北京时间19日，也就是特朗普新威胁发出后的第一时间宣示了中方的严正立场，表示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再正常不过的反应。特朗普总统如果认为他能够赌赢，中国面对美方500亿美元征税计划“就此忍了”，我们会对白宫今天的思维方式感到沮丧。莫说中国，请美国看看从欧洲到加拿大、墨西哥，在遭到美国强行关税制裁时，它们有谁忍了？对所谓惩罚性关税进行对等反制，这是像勾股定律以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等数理原则一样确定的“国际贸易公式”，它在中美之间怎么可能例外呢？

不仅中国政府，整个中国社会都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极限施压和讹诈。除了贸易损失外，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个由美国违背国际基本准则而自行定义、自立规矩的中美关系，也不能够接受美国建立其凌驾于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和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美国贸易霸权。

特朗普政府的豪赌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他们把美国的公众利益当成赌注押了上去。它相当于把一颗原子弹放在了中美的正中间，一旦引爆，两边遭殃。美国的就业将因此而受损，而非增加；美国的物价将上升，而非下降。美国的繁荣和富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与全球经济网络的关系，打乱国际经济秩序，美方怎么可能独善独赢？

美国一直对中美贸易进行错误的统计，宣称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多达3700多亿美元。它计算的美国对华出口仅为约1300亿美元，其通过第三方对中国的出口和对华服务贸易高达约2000亿美元却没有纳入计算。美国政府没能骗住中国，但好像把它自己给骗了，它傲慢地认为，贸易战打下去，中国的子弹将很快打光。

但真实情况是，只要白宫主动打，中国的子弹就不会打光。由于中美贸易都是互利性质的，非互利的贸易根本发生不了，破坏中美贸易给双方造成的痛苦注定会大致差不多。这个简单的道理决不会错。

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特朗普押上美国公众利益对华豪赌》

鼓吹自己神通的李洪志

     自称为神仙的李洪志，曾多次吹嘘自己是比释迦牟尼、耶稣高很多的佛。在李洪志眼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是垃圾，是无法和神仙相比的。李洪志还自称他四岁由佛家独传大法第十代传人全觉法师亲自传授功法，修炼“真、善、忍”最高法门，八岁得上乘大法，具有大神通，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为了招揽信徒，李洪志忽悠说，修炼法轮功能够获得特异功能。他自称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然而，这么神通广大的“主佛”本可以处处展现他的“神通”的，但就是从未展现过。

    面对李洪志的吹嘘，有的弟子很机智，弟子稿玉英就是其中的一个，选择眼见为实，抓住机会要求他现场表演“神通功能”。据稿玉英在《那次，李洪志灰溜溜地逃走》中讲述：当年，李洪志在北京举办法轮功培训班，她和单位韩经理各花45元人民币购票前往参加，对李洪志鼓吹的“四大功能”既好奇又怀疑，恰好参加培训班的第三天稿玉英夫妇在地铁门口遇到李洪志，他们立即拉住李洪志，要求“李大师”现场表演“意念移物”。
李洪志尴尬之余不敢发作，只好装腔作势一个单立掌，面部表情极难描述，寻着人流空隙灰溜溜地逃走了。说到底，李洪志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力，压根就没有任何神通，只不过是一个耍死皮赖脸的人而已。

     中国有句古话：“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多行不义必自毙，李洪志散布传播法轮功扰乱社会秩序、骗人钱财、害人性命，最终必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Footloose and Falun Gong

Footloose and Falun Gong Footloose and Falun Gong

美国《外交政策》：不自量力的“法轮功”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 Magazine）亚洲版主编艾萨克·斯通·菲什，2015年4月29日在该杂志的网站（foreignpolicy.com）撰文评论“法轮功”的神韵演出只是作一场政治表演秀，本来想看舞蹈和功夫演出的观众渐失兴趣，有些人悄悄离场。刊登文章名为《不自量力的“法轮功”——通过一晚上的舞蹈表演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

外国友人是怎么评价神韵的

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对法轮功应该绝对不会陌生。明至大都会的街市，暗到中餐馆的后厨，高到歌剧院的舞台，低到华人超市的手推车里，你所能去到的地方，都有法轮功竭尽全力的渗透。鉴于法轮功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信仰，中国取缔了它。1999年4月，形势发生严峻变化，当时有1万多名法轮功信徒到北京抗议政府，要求政府认定法轮功是合法组织，并且不得干涉（法轮功的）靠信仰治病的自由。法轮功行动得到的结果是，1999年7月22日，中共领导层发起全国运动，铲除了这个邪教。李洪志创建法轮功时，自称是气功大师，通过为他人发功（能量，即气功）治病来敛财，结果造成一些病人延误治病而死亡。因此，李洪志不得不另找歪招（来行骗）。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有超过1千名该邪教的修炼者自焚或自杀，30多名人因修炼法轮功精神错乱而死亡。
“新唐人电视台”及所属的“神韵艺术团”是邪教法轮功的附属机构。自2004年以来，“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幌子在世界各地大搞所谓的“神韵晚会”演出，欺骗了不少不明真相的民众前往观看。法轮功还采取各种手段骗取所谓贺信、褒奖。在您决定是否观看这个“晚会”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法轮功及“晚会”的一些事实。
“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打着“弘扬中国文化”、“展示东方神韵”的旗号在世界各地搞所谓“晚会”。这些“晚会”不仅格调低俗，毫无艺术水准，还包含大量宣扬法轮功邪教教义、吹捧邪教教主李洪志和攻击中国政府的节目。
法轮功“神韵晚会”的演出节目中，大量包含着宣扬法轮功邪教教义和攻击中国政府的节目。“神韵晚会”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节目，二是宣扬法轮功教义的节目，三是污蔑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节目。
　近年来，不少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所谓“晚会”的一些真实情况，一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观看了“晚会”的美国观众也意识到自己受了欺骗，纷纷在网上留言揭露“晚会”的内幕。
　2017年2月26日，美国媒体活动人士詹森·安如河（Jason Unruhe）在其个人网站（maoistrebelnews.com）刊文，剖析了纽约神韵艺术团与法轮功邪教的关系，并指出了法轮功和神韵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乔丹·贝斯·文森特（Jordan Beth Vincent）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舞蹈家和艺术评论家，于2010年5月28日在澳大利亚《时代报》网站对神韵晚会进行评论。她指出，神韵晚会打着传统舞蹈的旗号，进行反动宣传，让人厌恶。
2017年3月22日，美媒“佛蒙特州七天网”（sevendaysvt.com）发表评论文章《神韵浮华背后的故事》指出，在神韵艺术团绚丽浮夸的表演、铺天盖地的广告背后，由邪教法轮功提供资金支持，是一场虚夸的反共宣传表演。
2017年1月10日至11日，神韵演出在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社区中心进行，加州针灸委员会专家成员、加州雷丁市针灸师米歇尔·兹豪斯基满怀憧憬前往观看，但却大失所望。米歇尔在其个人博客上撰文批评票价不菲的神韵演出就是一场宗教秀，自己好像被强行拉进了一个教会，被迫接受法轮功的灌输。
美国加州《维塞利亚时报》网站（visaliatimesdelta.com）2016年12月21日报道称，法轮功主办的神韵晚会广告是骗人的，不过是一场“古怪组合”。等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彩，一直受到美国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们提醒您，在欣赏或支持有关中华文化的庆祝和演出活动时，一定要远离法轮功所谓“神韵晚会”，以免被法轮功蒙骗和利用。

李大忽悠的造假风波

根据解释：“忽悠”在东北方言中指“能言善谈”，忽悠一词还指“欺骗、蒙骗”。出生在东北的李洪志，恰恰具备了这种超强的忽悠能力，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他的技能包里装的只有“忽悠技能”。此外，在诸多的文献资料里面都提到李洪志小时候唯一的特长就是吹小号（从小具备了吹牛的基本功），在吉林省森警总队服役时干的也是吹小号，所以在这里，我们称他为：李大忽悠。
1991年长春市民开始更换新的户口簿，李大忽悠谎称自己户口簿遗失进行了补办，然后他重新选择了出生日期，并且以后都是按农历四月初八来庆祝生日。后来，每年的5月13日，俨然成为了“法轮功”的节日，各地“法轮功”人员纷纷向李大忽悠祝寿，“法轮功”各地组织也举行游行、集会。李大忽悠及其信徒中的骨干后来还充分发挥了他们这个团伙“死不认账，拒不承认”的“优良作风”，他们反复的辩解,想以此来掩盖李大忽悠没有更改年龄的事实。
李大忽悠一本正经说瞎话的高超本领无人能敌。大忽悠曾经说过“佛祖释迦牟尼佛是四月初八生的,我也是四月初八生的，我也是佛。”但在1999年7月22日大忽悠声明说：“至于说释迦牟尼也是这个日子生的，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也有许多罪犯也是这个生日哪！我也从来没说过我是释迦牟尼。” 李大忽悠一生说谎无数，可谓满嘴跑火车之最佳代言人。

李忽悠更改年龄的目的无非就是暗示自己是神，暗示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来取得民众的信任，从而骗取钱财罢了！李大忽悠要求弟子遵循“真善忍”，可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真，假生日、假法像、假神通、假气功、假神仙，造假之处比比皆是。这个号称“宇宙最大的佛”的“释迦摩尼·忽悠·李”，也只能靠造假来欺骗世人。

李洪志的圆满说

“圆满”佛教意思是“谓佛事完毕”。这是一个伪命题，“圆满”在李洪志洛杉矶讲法中被提到了25次，李洪志一忽儿说“圆满必成”，一忽儿又把绝大多数弟子排除在“圆满”的大门之外。那么，弟子修炼到底能不能“圆满”呢？

圆满只是李洪志用来忽悠弟子的东西罢了

我们先要说一下“圆满”的概念。李洪志所说的“圆满”，是让弟子虹化出翅膀飞上天，到“法轮世界”当“佛道神”。从《转法轮》提出“修炼的最终目地就是得道、圆满” 李洪志先后提出过“实修两年”、“最后圆满的机会”、“十年圆满”等时间界限，随着一个个美丽的肥皂泡的破灭，李洪志的“圆满”方式也由“个人圆满”变为“众生圆满”。时至今日，用法轮功高层叶映红的话说是“弟子都在修，没有一个修好的。” 李洪志说，“有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呢？师父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乐观。正法必成，这是一定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我现在，真的不很乐观。”“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这期间救度众生、圆满着大法弟子。”“你往前跑、追，真的能做好，是能走向圆满，但是也追不上前边的了。”有弟子对此表示担忧，“如果大量的大法弟子没有圆满，正法进程结束了，那这些大法弟子会怎么样？会留下来继续修炼吗？”李洪志无情地回答，“怎么样哪，我也不能说。一码事是一码事了，怎么立的誓约一般就怎么办了，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连“师父”都不能说，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法轮功的死结了。

张一军，李洪志唯一认定“圆满”的人

1998年7月4日，海南。一辆旅行车行驶在东线高速公路上，不料，与一辆大客车迎头相撞。这起特大交通事故最终导致7死4伤，其中包括张一军等8名海南法轮功组织骨干。这一天，他们正赶着去三亚参加法轮功的“修炼交流”大会。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击碎了李洪志“法身保护”的谎言，整个海南法轮功组织陷入恐慌，原定召开的“修炼交流”大会也被迫取消。更令张一军感到意外的是，当被医生从鬼门关抢救回来后，竟意外发现自己成了唯一被李洪志认定“圆满”的大活人。从法轮功1992年创立至今，再没出现第二个。
车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海南法轮功组织高层。有人打电话到三亚，告诉原海南法轮功辅导站站长蒋晓君等人，我们的功友死了！大法弟子死了！然而，海南法轮功组织骨干在参加“修炼交流”大会途中遇难，令一直坚信“师父”李洪志所言的海南法轮功人员一片哗然。蒋晓君决定，临时取消准备在三亚召开的“修炼交流”大会，并带着另一骨干宋业生匆匆来到万宁医院看望张一军。
其实，在张一军之后，车祸现场还有一个人被送到医院，但是没能抢救过来。蒋晓君离开万宁医院后，有人打来电话说，去医院的那个也死了，蒋晓君就误以为说的是张一军。于是，一回到海口，蒋晓君就打电话给北京的“法轮大法研究会”报告： 8个人全死了。
为稳定海南法轮功人员的心态，第二天（7月5日），李洪志便给蒋晓君发来亲笔传真信。信中说：“关于你们那发生的事，我都清楚，也非常知道你此时的心情，你也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们有许多许多学员是来自不同层次、不同天国世界的，目地是同化宇宙大法而不讲形式的。圆满时由于他们世界的特点是不能要肉身的，所以就造成了圆满方式的不同。你听说过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目犍连圆满时的故事吗？是被人用乱石打死而圆满的。大法弟子中只有去法轮世界的才会带转化后的肉身而圆满的。”
最后，李洪志在信中写道：“师父知道你们的心，其实你收到我的信后，我那八个弟子已经圆满在他们的不同的世界里了。”
原本，人只有死了才能“圆满”，但张一军后来被救了回来，就这样，他成了唯一一个被李洪志认定“圆满”的大活人。但是，车祸发生后，张一军并没有立即从法轮功组织中脱离出来。

出院后，张一军一直在家养病，不与外界接触，不知道李洪志写给蒋晓君的传真内容是什么, 也就无从知晓自己其实已经“圆满”了。期间，张一军仍坚持在家里学李洪志的经文，有时还在练功。这让认识他的法轮功人员很纳闷，“你都已经是圆满的觉者了，还要学法、练功吗？”直到车祸发生的6年后，2005年上半年，张一军才在当地政府和反邪教人士的帮助下，从邪教法轮功魔窟中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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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专家：“上海精神”值得西方国家了解 | CCTV中文国际

澳大利亚外交部再次驳斥“法轮功”活摘谣言

来源：每日邮报 作者：孙煜（编译）
时间：2018年06月10日 10:47

【核心提示】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8年6月8日报道，正在澳大利亚替“法轮功”谣言宣传造势的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遭到澳外交部和国际人体展览机构的同声驳斥，特别是针对“法轮功”的“活摘”谣言，澳外交部官员再次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会发生此事。”
根据报道，加拿大籍华裔人林耶凡（Anastasia Lin，取“耶稣下凡”之意），伙同当地的“法轮功”组织，向澳大利亚国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澳方介入调查所谓中国存在的“器官移植问题”，并指责正在悉尼举办人体展出的国际展览机构，所使用的人体和器官是倒卖到西方国家医学院和大学的。


林耶凡与达赖的合影

当地的“法轮功”组织在请愿书中甚至危言耸听地宣称：“大部分法轮功练习者未经司法程序就被关押，并通过拘留所、警方、军队和医院等之间的相互配合，被采摘了器官。”
报道说，林耶凡此前已经承认自己是“法轮功”（“法轮大法”）信徒。1990年1月，林出生于中国湖南省常德安乡，12岁随身为“法轮功”痴迷人员的母亲移民加拿大，于多伦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和戏剧表演双学位。林耶凡参与20多部影视剧的表演或制作，这些影视剧绝大多数都是由“法轮功”投资和策划的宣传片，意在丑化中国。在国外“法轮功”组织的策划和资助下，林耶凡曾当选2015年世界小姐加拿大赛区冠军。去年，因行为不检，尤其热衷政治活动，加拿大世界小姐主办方未邀请林耶凡参加为新晋加拿大赛区世界小姐传统上的加冠仪式。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分管北亚司首席助理秘书傅关汉（任驻华公使时照片）

针对林耶凡和“法轮功”的上述说法，澳大利亚外交部官员和相关国际展览机构负责人均做出驳斥。

2018年6月8日，参与相关听证会的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分管北亚司的首席助理秘书傅关汉（Graham Fletcher，曾担任驻华公使）在被质询时表示：“关于猜想中国存在某种与世隔绝、（与普通器官移植机构）平行运作、秘不外宣、规模庞大的（器官移植）网络，在那儿从事难以令人置信的活动，即为了获取人们的器官而杀人——我们（澳方）不相信会发生此事。”
在回答工党参议员莫瑞（Claire Moore）质询并要求澄清是否把这一问题作为同中国“人权对话”内容而向中方提起时，傅关汉回答说：“他们（中方）说，（“法轮功”的）这种说法是一派胡言。”

傅关汉说，在改变（原）器官捐献系统上，中国的表现严肃认真，已不再依靠死刑犯（提供器官）。傅关汉说：“（中国方面）认识到了原系统的问题所在。我认为现有捐献系统或许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毕竟）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与傅关汉的表态相一贯的是，2007年5月28日，澳大利亚参议院外交、国防和贸易常务委员会就外交和贸易等议题召开议会，时任外交贸易部首席助理秘书彼得·巴克斯特（Peter Baxter）等人与会并接受议员提问。在接受参议员耐特（Kerry Michelle Nettle）就中国的器官移植以及活摘“法轮功”人员器官问题时，巴克斯特回应说：“对于指控说活摘‘法轮功’信徒器官这一问题，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证实其真实性的证据。但是我们已经敦促中国政府对此展开公开、透明的调查并公布相关调查结果。但目前这一工作还未开始。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大型国际人权组织已经做出裁决，证明指控属实。我们仔细研究了大卫·乔高（法轮功雇佣的加拿大律师——译注）的调查报告，乔高先生在澳期间，我们还同他会了面。正如我所说的，我们认为报告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此项指控。”



2007年5月28日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听证会记录涉“法轮功”活摘谣言内容（图片来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为了避免提供证据，林耶凡和法轮功此次未直接在澳洲媒体上炒作国际展览机构使用的尸体和器官来自“法轮功”人员，而是攻击展览不尊重逝者和澳洲风俗，不过还是遭到了该展览机构负责人的驳斥。
报道说，主办展览的“视觉展览”机构（美国公司）已在美国和英国进行过巡回展览，展出内容包括20具塑化尸体和200个人体解剖标本。
该机构负责人泽拉（Tom Zaller）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所有展出标本获得手续合法，“法轮功”这是在老调重弹。他说：“律师、卫生调查员、医学界专家都对我们进行过调查，每次调查都没有问题，展览也一直在进行。”

展览机构负责人泽拉

他说，所谓的人体和人体器官来自受迫害囚犯，这种说法是“假新闻”。他说：“（“法轮功”）目前的做法是，我们举办一场令人欣赏展览，他们却借机宣传他们的观点，指责某个国家的所谓器官采摘，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既然（“法轮功”）说采摘器官用于移植，那（我们）何必去塑化后展览？”
泽拉说，（“法轮功”）如果握有不同证据，那就不妨公布出来。他说：“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的展览（对逝者）都是极其庄重和尊重的。”
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澳洲人》网站6月8日报道，因与“法轮功”存在隶属关系，林耶凡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取消对其现场电视采访活动。
                                                           （责任编辑：葛璋）

为何四十多名法轮功骨干都是病亡？

近年来，李大勇、李继光、韩振国、林逸明等法轮功骨干相继死亡，且年龄均不满60岁，实在让人可叹。分析2005年以来与李大勇类似的一批法轮功死亡骨干人员不难得出以下几种结论：一是其死亡的年龄比例，60岁以下的占到68%；二是直接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比例，因病去世的占到82%。透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轮功骨干的死亡并非个案，是有规律可循，那就说道说道他们为什么都是病亡的。

有病不医

正常情况下，人患病后该由医生诊断、药械治疗，这样才不至于小病拖大、大病拖炸。但法轮功人员都有自己的一套，他们坚信法轮功可以无病强身健体，有病不进医院就可治愈，因为李洪志说那不是病而是“业”，上医院治疗只能把“病业”压回体内而不是除去，明确规定法轮功人员是不得就医就药。说来说去，对付疾病的办法只能是“修炼”。所以绝大多数的法轮功人员都死守着这条“戒律”，作为骨干的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

盲目自信有师父保护

为神化自己的能力，李洪志自称有“数也数不清”的“法身”，可以为弟子在腹部下“法轮”，在他的周围甚至弟子的周围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气场”……总之，只要在他李洪志在，只要得到法轮功的庇护，任何人都象进了保险箱一样，万无一失。这使得弟子们特别是骨干人员飘飘然，误以为自己也突然间成“仙”成“佛”刀枪不入了。如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元老级人物全判烈，认为自己有“法身”护体就了无所惧，开车也马马虎虎，结果于2007年12月因车祸身受重伤。更可笑的是，他在住院期间还得到李洪志亲自为其“发正念”，但仍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死去的法轮功骨干，是大法弟子归宿的一个缩影，这不仅说明李洪志对信徒生命无情的伤害，同时还见证了对信徒精神无情的伤害。悲剧不再重演，便是人间幸事，为了不成为“下一个”，果断地放弃法轮功才是明智的选择。

中评关注：一热一冷，上合与G7温差大

2014年退出G8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中国青岛出席上合峰会（中评社　张爽摄）


上合青岛峰会气氛融洽（中评社　张爽摄）


上合成员国元首共同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中评社　张爽摄）


印度总理莫迪与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热聊（中评社　张爽摄）


各国相关机构负责人也签署了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中评社　张爽摄）


G7剑拔弩张的氛围（图片来源：网络）


　　中评社青岛6月11日电（记者 张爽 张心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昨日在中国青岛落下帷幕，取得累累硕果：八位成员国元首共同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

　　昨日下午，八个成员国元首共见记者结束后，坐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侧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先起身，向习近平伸出友谊之手，两人面带微笑双手紧握。印度总理莫迪坐在长桌的最右端，记者会结束后，莫迪向会场内部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手交握。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这时刚刚与习近平握手完毕，莫迪与侯赛因相视而笑，握手致意。退场时，莫迪与侯赛因“热聊”不断，莫迪走快了几步，又回过身来等侯赛因跟上，两人亲切交谈，莫迪还频频打出手势。一向关系“很铁”的俄印两国元首交谈更显亲密，普京和莫迪在握手时都伸出左手轻拍对方的手臂。

　　几乎与上合青岛峰会同时间召开的还有在加拿大举行的G7峰会。一张G7峰会的照片流传很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人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臂，德国总统默克尔面朝特朗普，双手撑桌，身体前倾，表情严肃。法国总统马克尔虽然只在照片中露出半张脸，但是表情十分引人注意：似乎因情绪激动，正在说话的马克尔额头上出现了多条皱纹，他单手撑桌，身体姿势十分僵硬。照片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双手抱臂站在特朗普身旁，同样没有一丝笑容。同一场景的另一张照片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手扶椅子站在特朗普的左侧，表情冷峻。

　　这厢“宿敌”印巴握手热聊不断，那厢传统盟友眼看就要闹翻。上合峰会和G7峰会的温差很大。据报道，特朗普在G7峰会前出人意料地提出让俄罗斯重返G7，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对此表示赞同——俄罗斯因克里米亚危机在2014年被G7除名。克里姆林宫方面则回应称，俄罗斯正在集中精力参加G7以外的对话形式。

　　虽然没有点名，但俄罗斯正在参加的G7以外的对话形式无疑就是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普京此行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在北京被授予“友谊勋章”，还乘坐高铁到天津。就在特朗普“喊话”的当口，普京正在天津与习近平一起为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开赛。习近平说，普京总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

　 其实在G7峰会召开之前，暴风雨就已经来了。五月底，特朗普宣布对自己的盟友欧盟和加拿大的钢铝加征关税，加拿大随即出台报复性措施，特鲁多宣布，加拿大计划从7月1日起对美国产品征收约128亿美元的关税。6月2日召开的G7财长会上，六国财长对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表示“一致的关切和失望”。

　 在上合峰会昨天的会谈中，习近平表示，我们要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都表示“从上合组织中获益颇丰”。

　 一边是初夏六月的天气，另一边寒冬已经来临。上合青岛峰会和G7峰会的两种温度，是世界政治、经济正经历深刻变化的缩影。世界各国应该如何应对？习近平在八国元首共见记者时有一句话掷地有声：各国面临许多共同威胁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或独善其身。各国只有加强团结协作，深化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持久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