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
黑龙江电视台：起底邪教“全能神”
邪教组织“全能神”，又称“东方闪电”（Eastern Lightning Cult）、“七灵派”、“女基督派”、“实际神”，是由“呼喊派”骨干赵维山于1989年创立的，系基督教新教地方教会运动变种组织，是当前国内最具危害力的邪教组织之一。该派崇拜一名被称为“女基督”的神秘女子，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散布着他们的歪理邪说，严重危害了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正常秩序。
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
中国反邪教网：警惕“中功”在网上死灰复燃
近期，有网友反应，网上出现了鼓吹“天华文化”“特医祖师”等的内容。经搜索，发现个别网络论坛、博客有此类情况，并且与早前取缔的有害气功“中华养生益智功”（以下简称“中功”）有关。
“天华文化”是“中功”的变种
“天华文化”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功”头目张宏堡，来源于张宏堡编造的一幅“宏宝天机图”。网络所流传的内容都是其“弟子”对这幅“天机图”的分析与解读。
“宏宝天机图”
“天华文化”的主要鼓吹者是“中功”骨干张晓。张晓，女，1966年10月出生，福建龙岩人，曽担任张宏堡的秘书。2006年7月，张宏堡在美国因车祸死亡后，张晓自立山头，推出所谓的“天华文化”。
被神化的“白阳佛”张宏堡（图上）和张晓（图下）
目前，逃亡日本的张晓将原“中功”网站改为天华文化网，打着“特医”“养生”等旗号开办实体，大肆敛财，企图恢复发展“中功”组织。
实际上，“天华文化”就是一只装着“中功”的“新瓶子”，是该组织骨干对张宏堡邪说的重新包装。
“天华文化”还是“中功”人员一块骗钱敛财的遮羞布。网上宣扬“天华文化”不仅仅是为了宣扬“中功”邪说，还有人借此巧立名目、兜售物品，骗取钱财。如有人建立所谓“天华明珠道场”，兜售“天华文化护身玉”，并谎称其具有“解毒、美容、护身、化解太阳黑子、增强磁场功能”等诸多神奇功效。
欺骗宣传网页截图
“中功”系有害气功、非法组织
“中功”全称为“中华养生益智功”，由张宏堡（男，黑龙江鸡西市人，又名张洪宝，化名王行祥、皇甫阳，1954年1月生）于1987年1月在北京创编，1990年底开始在全国其它城市设立“中功”学校、经济实体，建立和发展“中功”组织体系。
张宏堡建立了一套以唯心主义、有神论为基础，反社会、反科学的邪说体系——“麒麟文化”，散布“世界末日论”。张宏堡还喜欢从学问上来打扮自己。在他的自我简介里，罗列了他自修的诸如现代医学、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新闻学、教育学、哲学等数十门学科课程，并自称已于1998年自修完了美国哈佛MBA工商管理硕士的专业课程，“又报读并学完了政治类的公共行政博士课程”，特别注明“已获博士学位”，至于是哪所学校的博士，则语焉不详。张宏堡把这些经过美化后的资历四处向外公布，并印成资料册发给学员员工。张宏堡自诩在世间行大道，准备把世人都是变成神仙。“中功”组织则称张宏堡是“中国最大精神团体中功的领袖、中功创编人、特医学创立者、圆顿大法创编人、天华文化创始人、国际中功总会董事长、世界宗教法王厅‘宏宝大法王’”。
事实上，张宏堡不仅是常人，而且是刑事犯罪分子。早在1990年10月，北京警方就接到内蒙古一受害妇女的举报，并对其立案侦察。之后，四川、重庆、贵州等多地公安机关也相继接到被强奸妇女的举报。2000年初，公安机关以涉嫌强奸妇女、谋杀和伪造证件等罪名，发布通缉令，捉拿张宏堡。张宏宝涉嫌强奸20多名“中功”女学员，其中有残疾人，还有未成年人这与其鼓吹的“采阴补阳”歪理邪说有关。而在其指挥下，“中功”组织也以各种方式聚敛钱财，以商养功，以功谋政。“中功”组织还私设监狱，非法拘禁和毒打异己。
2000年1月，张宏堡非法入境美国。2000年9月，张宏堡在关岛被美国移民局扣押。随后，他以“中功”创始人，“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张宏堡“知恩图报”，2003年在美国成立所谓的“中国影子政府”，恬不知耻地自任总统，从事反华活动。2006年7月31日，张宏堡驾驶小轿车在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高速公路与大卡车相撞，当场死亡。
张宏堡PS的图片
识破“中功”骗局
无论是邪教组织还是有害气功组织，其在遭受打击后，为了继续生存往往改头换面，形成新的变种形态。“中功”也不例外。如2016年遭我警方打击处理的“中功”变种“弥勒佛道”就是一例。原“中功”骨干人员李长禄于2011年在山东济南召集原“中功”组织部分骨干成员,谎称自己接到“太爷爷”(元始天尊)、“董事长”(张宏堡)的信息,要其重整旗鼓、重新遵照“弥勒佛”的指示,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从而建立“中功”新的地下组织。
相关案件报道
因此，面对“中功”这类非法组织的“变脸”伎俩，我们只有把握其本质特征才能更好的避免被其迷惑、上当受骗。例如：对组织“头目”极端崇拜与鼓吹；宣扬反社会、反科学的观点，宣扬“世界末日”；巧立名目，兜售物品，诈取捐献；行动隐蔽，秘密聚会等。
再狡猾的狐狸也总有露出尾巴的时候。只要网友能够把握“中功”这类非法组织的本质特征，冷静思考、独立判断，相信如“天华文化”这样的把戏就难以得逞。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无邪、清朗的网络环境！
（责任编辑：凯峰）
习近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上海市市长应勇，浙江省委书记车俊，重庆市市长唐良智，四川省省长尹力，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史育龙先后发言。他们结合实际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介绍了情况，谈了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2013年秋天，我们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我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我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经济独立和民族振兴正方兴未艾。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得到广泛支持，反映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促和平、谋发展的愿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习近平指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力量、整合资源，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解决好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推动这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要在项目建设上下功夫，建立工作机制，完善配套支持，全力推动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
要在开拓市场上下功夫，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注重贸易平衡。
要在金融保障上下功夫，加快形成金融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体系，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引导社会资金共同投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项目，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外汇资金支持。
要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域交流蓬勃开展，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卓有成效的民生援助。
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
要高度重视境外风险防范，完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主动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谋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明确工作重点，细化工作方案，层层分解任务，加强督促检查，推动有关部署和举措逐项落到实处。
各地区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对接，促进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开放，助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带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韩正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要树立全局意识，强化战略思维，做好规划设计，紧抓重点项目，强化风险防范，注重宣传舆论，努力画好共建“一带一路”“工笔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加强协调指导，强化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督促到位的工作机制。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尽职尽责、主动作为，扎实高效开展工作。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胡春华、肖捷出席座谈会。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有关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记者：赵超 安蓓；来源：新华网）
2018年8月27日星期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12345”
编者按：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8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就如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我们为您梳理此次重要讲话，概括为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12345”。
一个中心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
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坚持“两个巩固”
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些重要思想，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讲好三个故事
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
四个精品力作
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要推出更多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
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
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要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五项使命任务
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聚民心，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
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2018年8月24日星期五
还原邪教“全能神”（三）——全能神教的内外成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宗教运动开始出现并活跃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膜拜团体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然而根据历史来看，膜拜团体更容易发生在以下两种社会生态环境中：第一种是开放宽松的宗教环境，在没有国教同时又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就有不同新兴宗教得以自由生长和发展的环境，第二种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如美国膜拜团体发生的高潮时间都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几次重大的移民潮，新教大分化，传统宗教严重的世俗化，反传统反文化思潮涌动的时候。 全能神教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也不例外，它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并非是单一孤立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复杂的国际国政治宗教背景因素，也有本土孕育它成长的经济和社会土壤。
政治经济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八九民运，人心也随之剧烈摇荡，很多旧有的认知体系崩塌，就给很多膜拜团体乘虚而入的机会。自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两大阵营结束对抗以来，宗教出现了全球复兴的局面，各类邪教也在全球快速传播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类邪教组织多达3300多种，遍及多数国家。 同时，中国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改正之后，开始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开始改为个体经济和市场经济，旧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打破，人们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但贫富差距也拉大，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在农村，人们普遍失去了原来在集体经济体制时的安全感，并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准则不适应甚至对未来生活产生恐惧，这种社会的急剧转型就导致信仰上的危机和心灵上的空虚。 特别在80年代末的东北，很多工厂因经济效益不好而改制，引来一大批下岗工人潮时，也正是全能神教大量发展的时候。
全能神教会宣传品
宗教社会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政策开始宽松。在十年文革当中被压抑的信仰需求被快速地释放出来，很多以为已经被消灭的宗教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特别是基督教。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对于文化程度低，基督教背景不深，神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基督教会，混乱也随之而来。而传统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长期处于缺失或者衰弱状态，本身的抵御和防范能力就弱，加之传统宗教体制僵化和老化，正统宗教缺少吸引力时，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就有很大的市场。同时，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不缺少秘密宗教生长的土壤，特别在萨满文化和神巫文化心态相当浓厚的东北和中原地区，遍布乡村的女巫也使得女基督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观念。 并且民间帮会的形态和秘密结社的组织更能够增加乡邻之间的归属感、神秘感和安全感。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历史悠久，经明清朝两代，发展迅猛，教门繁多，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社会运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结社褪色变质，更加庞杂。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近百年来，有档案文献记载的会道门组织就多达4500多种，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 其影响渗透社会各个阶层，余脉延续至今。全能神教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然而为什么是赵维山?这也与他的成长背景和个性因素有关。
个人成长背景
从赵维山的成长历程来看，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很多人格特征为其后的异变埋下了伏笔。赵维山家共十个兄弟姐妹，两男八女，小时候生活困难家里就穷，吃饭都成问题。他爸爸很凶，对赵维山不大好。因此他比较自私，不喜欢和别人玩，只管自己。他也有点固执和叛逆，不甘心命运的主宰，不满意家庭的贫穷和吵闹，从小就体会不到什么温暖，对这个家也没有什么眷恋。从他坚决要改名字的事上就能看出他对命运的抗争，他觉得父亲取的赵坤这名太土，自己到学校开了介绍信去公社改了名，为此事还和父亲吵架。另外，1966年赵维山15岁那年，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这给了他一次施展和锻炼的机会，释放了他压抑已久不甘的心，也让他初尝斗争和造反带来的满足和成就感。他小学六年级时成立造反派，成为一个小头目，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校长，上铁路护卫室宣传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当时中学的胡亚森老师也评价赵坤（即赵维山）是个“学习很不好、很淘气又很有坏心眼儿的孩子”。结婚后他的脾气也不好，收木工徒弟时经常挑剔责骂，很多人都受不了而离开。赵维山也比较骄傲，有很强的野心，加入基督教后对岁数大的长老不放在眼里，认为自己会识字能唱诗懂得比别人多，就轻视别人的讲道。他也很想在教会中得到重用，没有得逞后就自立门户，自己组织了一些信徒在家里聚会，由他领着大家讲经、祷告、唱灵歌。因为赵维山稍会识简谱，还会写毛笔字，所以每次在他家中聚会，都由他把《圣经》中的经文和赞美诗歌乐谱抄在报纸上，挂在墙上教大家唱读。时间一长，大家自然就把他视为“牧师”或者“领袖”人物，赵维山的虚荣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满足，他的个人私欲也随着虚荣心的满足不断膨胀起来。
神学教义理论
全能神教的主要教义建立在所谓“六千年的三步工作”上。神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性情和工作。 首先，全能神教将天上要来的国度拉到人间，并且就在今天的中国。这使很多信徒有因盼望的实现而带来切身的体验感、参与感和荣耀感，而那些对现世不满的人更有强烈的归属感。其次，全能神教也将一个普通女子杨向彬神格化为女基督，背后却由大祭司赵维山实际掌控。赵维山如此将其情妇奉为女神并非第一次，在1986年在永源就已经神格化过另一位女信徒窦艳秋。第三，实施精神控制，全能神教认为国度时代神主要是做审判的工作，对所有抵挡和不信神的人都要弃绝，制造威胁恐吓产生绝对的顺从，信徒一旦加入就要写保证书或发毒咒，并且成立护法队，设立严密的组织管理层级架构，对不愿入教者或意图脱教者进行人身攻击与伤害，使很多悔悟到全能神错谬的人又不敢退出。第四，将末世论具体化，大肆敛财。鼓励人全部奉献，要将祭物献给女基督就能逃避审判并得赏赐，很多人加入全能神教之后，为了“尽本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生产，抛家弃子，多少年都音讯全无，如同人间蒸发一样。同时，很多信徒也把毕生的积蓄全额奉献。所以全能神教的财力很丰厚，仅2000年到2007年何哲迅任监察组组长期间，其经手处理汇往海外的钱款就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第五，全能神教将撒但现世化，并将神国与人国二元对立，将共产党视为大红龙，执法警察称为小青龙，将反政府、反道德及反社会的行为合理化，也特别容易吸引一些经历人生波折并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人。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赵维山盗用了很多基督教特别是地方教会里常用的词汇，并且初期主要以地方教会的信徒为发展对象，这也使得地方教会在九十年代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上所提这些具有明显破坏性膜拜团体特征的教义大都是没有圣经和教会传统的根据，更经不起神学分析和考究，但传扬起来却很简单易懂，部分似是而非的教导又很能切中一些迷茫低沉的信徒，其自我封闭式的神秘化层级组织形态，又符合部分中国的民间文化习俗特征，特别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偏远农村很有市场。
结 论
综上可以看出，全能神教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典型的膜拜团体，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混合了东方神秘主义和西方基督教神学。并且具有高度的破环性，如实施精神控制、经济上的敛财、向政府权威发起挑战和散布世界末日等特征。 本文对其教主赵维山的人生轨迹做了一个基本梳理，这部分人生轨迹也与全能神教的产生紧密相联。并对网传资料的出入和错误进行了实地考证，还原真实的赵维山和全能神教的产生过程。当然，这样的梳理也并不完全，只是一个轮廓，很多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深入地推敲与考证。限于时间和精力，对于赵维山逃亡美国之后的轨迹以及全能神教成立之后的发展，还有其教义与正统基督教之间的区别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全能神教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背后深层次的内外原因，而膜拜团体的发生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宗教社会学规律，只有研究探索出这些规律后，才能对其后续的发展方向有清楚的预见，对其的应对和防治也才会有的放矢和精准有效。虽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都还是由民间在做，但比较起一边倒的官方媒体发声，民间的学术研究也会相对客观理性，更具说服力, 因此，后续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作者：白云）
还原邪教“全能神”（二）——赵维山的生平及信仰历程考证
在2012年底全能神教徒走上街头宣传世界末日之前，赵维山并未走进公众视野，甚至很多全能神教徒对其也一无所知。直到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事件之后，经过各大媒体的广泛披露报导，才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全能神教主赵维山也才浮出水面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赵维山其人其事，公众却知之甚少，所得的资讯大多来源于网络，或者仅限于官方披露的有限信息，并且若是对这些信息进行比对和整理，还会发现有很多过时、错误和前后有出入甚至矛盾的信息。目前比较详实和客观的资料是凯风网所做的《伪神的前半生》视频， 基本上是采访到相关当事人的一手信息，相对比较准确。后来笔者也到黑龙江省与河南省做进一步的实地考察，现将考察比对的信息做一基本梳理，以期将赵维山在出逃美国前的人生轨迹及其所创立的全能神教做一完整呈现。
图1 赵维山的证件照
赵维山的童年
赵维山（原名赵坤）出生于1951年12月12日，爷爷赵库，父亲赵广发是中共党员，母亲李桂荣，赵广发是铁路工人，李桂荣在铁路上的装卸队工作。赵维山的出生地为哈尔滨阿城区亚钩镇（很多网络资料误传为黑龙江省永源镇，其实那是赵维山后来传教的地方，距离亚沟镇40公里左右）。亚钩镇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东南方向，这个在当地以黏豆包闻名的小镇极小，十多分钟就可以走完。镇上最显眼的建筑物，就是亚沟火车站。赵坤就诞生在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家属区，这个铁路工人的家属区还是很久以前盖起的平房，几家人住在一个院里，院子用杂乱的木头栅栏围着。每一家的面积并不大，大多三四十平方米。东院的第一户，就是赵维山家。
赵维山的出生地
赵维山家共有十个兄弟姐妹，两男八女，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因他是长子，偶而会帮家里干些家务活。弟弟赵玉小他一岁，回忆说：小时候生活困难家里穷，吃饭都成问题。常沿着铁路挖野菜，吃过疙瘩。小时候爸爸很凶，因为妈妈身体不好，常去医院，对赵坤不大好。因此他比较自私，不喜欢和别人玩，只管自己。亚沟火车站的铁路工人艾福坤还是习惯性地叫他“赵坤”。和赵维山相差四岁的艾福坤也是自小就在这里长大，在他的记忆中，赵维山家一直都很穷。一遇到困难，他们家就有“断粮”的危险。在艾福坤眼里，小时候的赵维山是个不太爱和大家一起玩的人。“孩子群里很难看见他”。他们家居住的是与别人家连脊的房子，每家每户屋里就隔着一道间壁墙，院子与院子之间也都用木头夹的杖子隔开，大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天性就有弯转心眼子的赵坤就时常在院子里和厕所外面装神弄鬼吓唬左右邻居家的孩子，惹得家属区的人们从大到小没有一个说他好的。
图3 赵维山曾经就读的小学
赵维山的学业
赵维山的小学是在亚沟站小学（现亚沟镇中心小学）就读，班主任是马彦池老师。在读小学时，他写的字好，爱好体育但不拔尖，和院里一帮孩子一起长大的。1966年赵维山十五岁上亚沟中学念初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据曾经和赵维山在同一所中学上过学的李俊成介绍：赵坤戴上了红袖标成为一名红卫兵，还参加过“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武斗。他曾经带领着几个造反派成员，把自己的班主任马文彦老师反绑着双手，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推到讲台上站着，让马老师猫腰九十度交待问题，马老师心脏病发作差点昏死过去。当时中学的胡亚森老师评价赵坤是个“学习很不好、很淘气又很有坏心眼儿的孩子”。有网络媒体误传赵维山有大专学历，是物理教师，其实他只有初中毕业，原是一名铁路工人。
赵维山的工作
1971年，陕西铁路部门到东北来招工，20岁的赵坤跟着去了陕西修铁路。据李俊成所说：由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拈轻怕重又从不肯吃苦的他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跑了回来。回到家的赵坤整日无所事事四处游荡，不断惹事生非。由于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赵广发怕他学坏了，就提前退休让他接了班。从此，赵坤就成了亚沟火车站上的一名扳道工和巡道工。由于有单位的的管束，赵坤惹事生非的行为收敛了许多。两年后，赵坤调到阿城火车站工务段做维修工，在此期间他学会了干木匠活儿，工作之余，开始在外面做点木工活儿赚点外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赵坤”这个名字改成了赵维山。另据其弟赵玉介绍，赵维山在学期间觉得赵坤这名太土，说赵坤的坤是啥玩意，给我取的啥名。后来问弟兄要不要改，赵玉没有改。于是赵维山自己去学校开了介绍信然后就去公社改了名，为此事还和父亲吵了一架。
赵维山的婚姻
1976年赵维山经人介绍认识了阿城化工试剂厂（网络误传为阿城糕点厂）的女工付云芝，一年后结婚。付云芝的小姨黄树英第一次见到赵维山，对他印象还是挺好的：“人长得挺精神，说话也得体”，就是个儿矮点，还不到一米六。刚结婚时，赵维山在阿城还没有住处。他的木工活干得不错，后来在阿城花钱买了一块地方，自己动手盖了一幢房子（两间瓦房，位于阿城区火车站迎宾楼胡同，现已经拆迁改建为河畔丽景小区）。那个地方原是一块洼地，周围人家排出的污水，都流到这里。“这块地根本没人要，也没法盖房子。”黄树英说。赵维山不信这个邪，他自己买了头瘦牛，弄了辆地排车，一有空就拉土来填。他跟牛就住在一起，一天拉个四五车土，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他硬生生地把这里填平了。然后自己打土坯，盖了一间大约三四十平米的房子。房子的门窗，都是他自己做的。还自己做了一个高低柜，一个大衣柜。黄树英的母亲去看过赵维山，回来说他是“愚公移山”，“这样的苦，一般人吃不了”。房子造好后，他的门前还是有污水流过来。赵庆芳回忆说，去赵维山家，先要趟过一片污水。1979年赵维山夫妇生下女儿赵多加。付云芝和赵在一起生活十多年，后离婚另嫁。付云芝原先身体不大好，后来赵维山传教给她，她相信基督教之后身体就好起来。付云芝虽然跟随赵维山一起信主，但在她眼中就一普通人：“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哪能变成神呢？”
图4 赵维山曾经工作过的亚沟火车站
图5 赵维山的前妻付云芝
赵维山的信仰
上个世纪70年代赵维山成为正式铁路职工的时候，曾经拜过佛教和信过天主教，后来又接触到了基督教，并且很快就迷上了信教和传教。他曾经说“佛教和天主教都不如基督教好”。这次笔者采访到当时与赵维山一同信主的许丽和李亚珍，据她们回忆，赵维山是1979年左右改信基督教的（网络采访赵庆芳说他是1983年信的，这与后续的事实和时间对不上）。改信基督教之前赵维山还研究易经，会看风水，并且帮人做法术画符，是一个乡间阴阳先生。1977年结婚后赵维山盖房期间，收了一个学徒叫做柳守信，赵对徒弟要求严格，常发脾气，之前几个徒弟都受不了就走了，而柳守信却留得下来。柳守信是一个基督教徒，父亲柳建良是当时基督教会的长老，他们常来免费帮赵维山盖建房子，并且向赵传教，赵觉得很好就接受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宗教政策也开始宽松。赵维山相信基督教后，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赵庆芳语）。 那时候，铁路上很忙，他必须每天去上班。下了班他就开始四处传教，据李丽介绍，赵维山对原来自己画过符的人家都传过教。赵维山也曾经多次奉劝弟弟赵玉和家中的姐妹们跟着他信教，但大家谁也不听他的，谁也不信。用他弟弟赵玉的话说：“信那玩意儿能当饭吃么？”1983年之后，为了传教他开始频繁地换工作。他听说当时的阿城淀粉厂效益不好，员工经常放假，他就想办法和别人换了工作，到了淀粉厂上班。在淀粉厂没待多长时间又去了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印刷工人，因为“当时印刷厂快黄了，放假更多”。1982年3月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简称19号文件，各地都筹备恢复基督教两会组织。阿城区基督教两会也相继成立，当时有三个长老：李景新、柳建良和郝震方，但他们都已经六七十岁了。赵维山也加入了当地的基督教教会，由于他会识谱，就做义工教唱赞美诗，也有口才能讲道。刚开始长老有意培养赵，赵也尊重长老们的服事，但后来却开始看不起并反对三个长老，因为他们讲道时常忘记甚至讲错圣经节。最后，因教堂的受洗是点水礼，而赵维山认为全身在水里受浸才是对的，就离开教堂在自己家里聚会，徒弟柳守信父子仍在三自教堂，徒弟的老婆齐燕却决意跟随赵维山参加了赵维山的家庭聚会。
图6 阿城市基督教协会与三自爱国会
图7 赵维山曾在永源的聚会据点
赵维山的异变
1985年，赵维山的父母和六岁的女儿因为冬天烧煤取暖时煤气中毒而去世。他回到老家亚沟，见到他父母的尸体，并没有哭，甚至还有些高兴。当时，他拿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放在了他父亲的身上，祷告了一会儿。在父母死后，他更加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传教了。但因为有正规教会的存在，赵维山在阿城并没有组织起来很多人。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农村。他在原阿城县的永源镇（现在归哈市道外区管辖）永源村建立了一个由他组织并亲自坐镇指挥的聚会点——永源真神教会，这里成了他传教的大本营。在1986年到1989年间，教会发展得很快，人数也越来越多，到1991年已达千人。期间赵维山也不断地外出传道、讲经，赵维山先后在河南、安徽等地接触到了“呼喊派”成员（网传赵原是“呼喊派”骨干并不确实）。赵维山身边有几位核心跟随者如郭钦君、伊海涛、何哲迅和窦春生等， 当时的聚会地点主要是在郭钦君（妻子刘丽珍，夫妻二人都是赵的忠实跟随者）的房子里，以及永源镇永源村八队的村民伊海涛家中。
据1984-85年间在赵维山家中聚会有两年左右时间的李亚珍回忆：“我刚开始对圣经不大懂，后来我总感觉赵维山的心灵不大对劲。就去找郝震方长老（他当时已经80来岁了，基督教三自刚成立，他也常来赵维山这里讲道），赫长老说他也觉得赵维山里面不大对劲。后来我做了两个梦，梦见一颗枯干的大树突然间哗一声倒了，并且裂为两半，从里面爬出来两条小蛇，还有一次梦见有个女的蒙着面纱一直要把我引走，我却没有跟从。当时里面很清楚就是指着赵维山说的。我就注意他的言行，觉得他怪怪的，后来就分开没有再去他家了。但我还有一些书在他家里，后来我就联系向他要回来。再去他家里见到赵维山时，原来又黑又瘦的他变得又白又胖起来，穿得也很好，有十几个从永源来的人当时也在。其中有一个叫窦艳秋（窦春生的女儿）的女人比他小20多岁，赵维山介绍说她在炕上睡觉时被提到乐园中三层天上，并且还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又香又甜，满屋子都充满了香气等话，还讲窦艳秋属灵，说她是活的“女基督”（那是1986年的事）。我进那屋听得感觉惨叨叨的（东北话，怪兮兮的，阴森森意），没有多说，拿了书就走。后来我碰着赵维山的妻子付云芝，才知道赵已经和那叫窦艳秋的女人在一起了。”
另据当时追随赵维山的忠实信徒郭钦君回忆：当时在我们家聚会，人数无法统计，多的时候得有100多人，开始他都拿着圣经讲，后来讲着讲着，有些事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圣灵见证他是主，圣灵转到他身上来了，他又成主了，我那时候也挺发蒙的，我说人怎么能变成主呢，我那时候心里有疑惑，按照信主的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事，但那时候大伙都这么信。基本上对他都是存有敬畏的心，他那时候改叫“能力主”了，他说啥我们就听啥。当时伊海涛的父母姐妹几乎全都视赵维山为“能力主”，伊海涛也是他最信任的骨干之一。信徒们聚会祷告时，经常喊口号，把祷告内容按节奏喊出来。情绪高昂的时候，他们还会让赵维山骑在身上。后来，赵庆芳曾经问伊海涛的父亲伊大芳：“你比赵维山大那么些 ，怎么让他骑在你身上？”伊大芳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真神，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主。”
从以上各种怪异的言论和行为可以看出，1986年之后赵维山的信仰和心灵已经发生了异变，这段时间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目前无法考证，可以参考的资料也几乎没有。然而，根据网上披露资料的蛛丝马迹，笔者寻访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找到了当时认识并接待赵维山的当事人，以探求赵维山在1985年之后信仰异变的原因。
赵维山的逃亡
1991年5月8日，哈尔滨三棵树火车站的铁路警察抓获了一批从河南等地到永源来听“能力主”赵维山讲道的人，查获很多关于“能力主”的宗教书籍，并印有“阿城永源”等字样，当时的宗教局干部认为是邪教。于是警方前往永源镇抓捕赵维山未果。原来赵维山创立的“永源教会”已经有快速的发展，仅仅两年时间，其信众就已达数千人。当地政府部门发现其恶劣影响后，宣布其为非法组织，立即查封了他们的非法印刷厂，并追捕赵维山等主要骨干分子。
之后赵维山先去了牡丹江，绕过济南潜逃到河南省，但并不是到了网传的清丰县，而是到了登封县。我们采访到了当时去黑龙江永源镇赵维山处参加聚会后在火车站被抓捕的许五叶（丈夫王万青），他们家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君召乡西洼村。据许五叶回忆：当时在登封主要由一位叫刘宾的人来牧养带领，这位刘宾又是跟随河南鲁山一位叫程有的，而程有原为路德会的一个长老，后来到地方教会中间参加聚会，想要得地位却没有被重视。1983年“严打”期间，鲁山地方教会的长老被误认为是“呼喊派”而大量被捕之后，程有就乘机起来做头并自立门户，宣称从神得到启示“神已膏他作中华大地之父”，并给跟随者刘宾取新名“权柄主”。后1987年程有也被捕入狱。1988-1991年间刘宾开始与赵维山有接触。赵维山也到河南登封寻求真道，期间刘宾给赵维山取了属灵名字叫“能力主”。也安排信徒去哈尔滨市永源镇赵维山处听道。这段来往期间赵维山主要在许五叶丈夫的哥哥王长青家中活动。许五叶也就是在1991年5月去永源听道回程中被捕的。她对那次的行程印象很深，在永源时赵维山教唱他们一首新歌中说“东方的黑龙江是个好地方，一颗闪亮的星星正在升起发光”。1991年赵维山逃到河南登封县焦歪家住长达三年之久，后住大治周双喜家两年之久，并从各地选出六名女子，分别起属灵名字为：全能、全备、全智、全真、全荣、全尊。赵维山和六位女子共七人早上在登封县焦歪家一起祷告学习之后，每个人开始说话并把它记录下来，汇集成书称为《七灵发出的声音》。
图8 赵维山与杨向彬的结婚照
六位女子中被称为“全能”的杨向彬出生于1973年11月18日，比赵维山小22岁，是山西省大同县西坪镇杨茂荣和徐珍林的女儿（并非是网传的河南郑姓或邓姓女子），她在1990年参加高考之后，因自己成绩不理想，产生过大心理压力，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赵维山去山西省大同市一个家庭秘密宣教聚会当中遇到了她。赵维山就对她有特别地安慰照顾，杨向彬也受赵的吸引，他们就逐渐发展为秘密情人关系。期间杨向彬常宣称自己被圣灵感动，见到了异梦异象，并时不时以基督的名义将病态妄想和各种异梦异象言表为“神话”。赵维山就把她包装起来，并说她是女基督，是全能神，又称实际神，并宣告结束“能力主”，改信“神本体”。 这就是全能神教（东方闪电）的真正来历。1993年夏天，赵维山在洛阳汝阳县一名女教徒家召开同工会，向信徒们“见证”杨向彬成为“全能神”的过程。据早期的全能神信徒“灵慧”（化名）回忆，大家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一排一排长凳子上，赵维山和“女神”面对着大家说，“之前是神本体有好几位，但现在只有一位，并且是女的”。赵维山向教徒解释多个“神本体”只是一个步骤，“现在神已经道成肉身，并且是女的，就是杨向彬”。赵维山自己则是“祭司”。神第一次化为肉身是一名男性，所以第二次就要变成女性。“当时见证完了之后内心也挺高兴的，因为觉得人家说的也有道理。”“灵慧”说，后来才知道“全能神”和“祭司”赵维山是情人关系，两人在1993年结婚，1995年悄悄生下一子，教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自己得知后也没有宣扬出去，因为“议论神的肉身，是对神的亵渎”。之后赵维山将自己和杨向彬的说话汇集成一本《话在肉身显现》作为全能神的教义经典。至此，全能神教正式成形。
1997年，赵维山因从事邪教活动被捕，并被劳教三年。2000年5月解教后，赵维山携妻子杨向彬及其他五名骨干与美国联邦商务公司联系，弄到一份关于“探讨今后农业发展”商务邀请函，在河南办理护照，于当年9月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潜逃至美国。赵维山化名许文山，杨向彬化名王玉荣，两人把年龄改小了8岁，分别化身为商水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鲁山县农业委员会主任。其余5人则伪装成种子公司、农机公司的总经理、工程师等。2001年，赵维山以“宗教迫害”为由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并提交了永久居留申请。2001年3月7日，6岁的赵明获得化名为许天宝的因私出境护照，以探亲访友为由前往美国。2001年12月2日，一名40岁左右男子带着赵明从广州出境赴美。公安部门后来查证，赵维山的护照申请证明、身份证等手续均系伪造。同行7人的单位证明、两个审批文件上的文字经鉴定也为同一人所写。
还原邪教“全能神”(一)——中国膜拜团体研究现状
摘要：近年来，膜拜团体（cult）和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受到学界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全能神教（又称东方闪电、实际神、七灵派等），具有典型东方神秘主义特色，又结合西方基督教的神学和形态特征。同时伴有强烈的反社会、反道德等破坏性特征，对中国社会造成广泛深刻的影响，近年也在海外迅速扩张。然而，学界对其的研究目前较为缺乏，对其认识也有待加深。现通过比对资料并实地调研考证，以期还原全能神教的真貌和内外动因，并对其后续的发展方向和应对防治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者：白云）
关键词：全能神； 东方闪电；膜拜团体；新兴宗教
在当今世界宗教发展多元化的趋势中，膜拜团体（cult）和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在西方逐渐成为社会热点，然而，膜拜团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却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名词，直到20世纪90年代，“膜拜团体”的概念才由宗教社会学家引入学术话语圈。比起膜拜团体，“邪教”这词在中国更为广泛地使用并为人熟知。但“邪教”一词如何翻译为英文目前也尚无定论，大多学者主张使用Destructive cult（破坏性膜拜团体）一词。虽然“膜拜团体”用得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膜拜团体现象却不少，而且很多都具有破坏性。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能神教（又称东方闪电、实际神、七灵派等）就是典型的一例，它的教义特征和组织形态具有典型的东方特色，又揉合并穿戴上了西方基督教的外衣，它的发生与发展过程都是在中国本土，并伴随着强烈的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特征，现今它仍在海外高调扩张，并对前期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否认。在中国它被定为邪教受政府严厉打击，很多家庭也因全能神教而妻离子散，家破财尽，然而在海外却被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作为政府践踏宗教自由的证据。全能神教可以说是一个发源于中国却又影响到世界的本土型膜拜团体（晏可佳，2013）。然而，相较于它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对它的研究却是严重滞后的，直到2012年大规模上街宣扬世界末日后，全能神教才进入社会公众关注的视野。比起同世纪90年代末对法轮功的研究和宣传，中国政府对全能神教的研究和投入也是严重不足，以致基层行政部门执法时甚至无法区分全能神教与正统的基督教，很多受害者家属也无法得到有效救助。目前中国对全能神教的学术研究还主要由民间力量在推动，笔者也在长期关注与研究。并且通过亲身接触全能神教信徒，在帮助转化他们的过程中深感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与全能神教徒各方面的接触后，笔者更有意对全能神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深入剖析全能神教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并且循着蛛丝马迹和有限的资讯前往实地作了认真细致的调研，以期还原全能神教的真貌和内外动因，并对其后续的发展方向和应对防治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中国膜拜团体研究现状
概念辨析
“膜拜团体”一词产生于西方，并含有基督教文化本位的内涵。“膜拜团体”一词译自英语Cult。该词和德语kulte、法语culte一样，源于拉丁cultus，其本义为 colere（耕作），延伸为 culture（文化、教养）。古罗马人把崇拜神明的仪式称为 cultus。根据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近东和以色列等地区将在神殿里举行的祭祀称为 Cult。这里Cult没有贬义。后来，基督教文化圈将 Cult用以转指神秘膜拜、偶像崇拜，赋予该词特殊的“异端”色彩。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将Cult定义为一种反理性、神秘的宗教形式。 西方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广泛兴趣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到80、90年代达到高潮，西方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于宗教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界。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Rodney. Stark）和本布里奇(William. Bainbridge)的宗教类型定义。他们在批判韦伯方法论的基础上，对“教会”、“教派”和“膜拜团体”这三个概念重新界定。“教会”是遵循常规的宗教组织；“教派”是具有传统信念和实践脱离常轨的宗教组织；“膜拜团体”是具有新的信念和实践脱离常轨的宗教组织。 近年来，为了避免对新宗教的价值判断，即保持学术上的中立客观态度，宗教社会学界开始用“新兴宗教”逐渐代替“膜拜团体”。 今天，膜拜团体之王国已经伸向了整个世界。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具有毁灭性的膜拜现象已迅速成为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中国语境
中国的“邪教”一词出现于明清时期，意指一切偏离正统，有害国家政权的秘密宗教组织，包括当时的天主教、基督教或农民起义。从历史学、语言学诠释，“邪教”本是汉语文化的特有名词。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中，邪教主要是政治学概念，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把一切非正统的民间秘密教派均视为邪教。到建国初期表现为惩治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文革中表现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在1999年法轮功之后，“邪教”一词广为使用。近代中国多数学者认为，邪教是反对社会正统体制的极端教派。中国社科院习五一认为界定邪教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利用迷信邪说、旁门左道，传徒敛钱，聚众结党、甚至图谋颠覆政权的民间秘密教派”。 “邪教”是汉语文化的特有名词，带有明显的贬义。中文的“邪教”一词，如何翻译为英文目前也尚在探索。许多学者提出，在cult前面加上dangerous（危险的）或destructive（破坏性的）等限定词来对等中国的“邪教”一词。其中, 主张使用Destructive cult（也即破坏性膜拜团体）一词的学者越来越多，因为这样的界定可以明显突出邪教的犯罪性质。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于中国东北的全能神教，就是这样一个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在中西方学术界属于破坏性膜拜团体范畴的，从中国本土发展并影响辐射到全世界各地的特别组织。他们在美国和韩国设立总部，据最新报道，他们对外宣称全球人数已达600万之众。 从全能神教在中国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社会行为来看，完全符合法国国民议会的邪教调查委员会对邪教概括的十个特征：1.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2.通过信徒大肆敛财；3.脱离正常社会生活；4.侵犯个人身体；5.吸收儿童入会；6.具有反社会性质，即宣扬社会是如此丑恶，只有加入教会才能净化灵魂；7.扰乱社会正常秩序；8.不断引起司法纠纷；9.非法转移资金；10.试图渗入公共权力机构，以求扩大影响。
研究现状
全能神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性膜拜团体。 但与90年代末对法轮功的大量研究和报道相比，对全能神的研究和宣扬可说是寥寥无几。不单民间的学术论文很少，官方披露的信息也很有限，这与其发生发展的时长和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力相较而言，显得很不对称并相当滞后。目前能找到的有一定深度和准确性的调研或学术文章少之又少，只有几篇硕士论文，但也只是以不同的乡村调研作为个案研究，缺少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致社会民众会无从知晓和无法分辨，基层执法部门甚至也会出现误判，受害者更缺少有效救助，后续的防范和治理也就缺少清楚的理论依据和方向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膜拜团体现象其实也很突出，但关于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研究的主干队伍还非常落伍，仍然处在介绍情况和引进成果的草创阶段。近些年来虽然邪教问题研究的需求增加，并没有改变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研究作为中国宗教学领域一个薄弱学科的基本态势。曾传辉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缺乏系统规划，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和资金支持，相关研究的应急性很明显，有交办任务时就零敲碎打一把，时断时续，无法形成稳定的学术群落和人才梯队。二是没有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学术规范与体系，现在的一些零星研究，主要是利用二手材料，介绍国外情况与理论，与国外新兴宗教研究学科早已蔚为学者众多方法严谨的显学不可同日而语，难以展开深度对话。三是缺乏学术自觉性，在揭批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各级政府曾经布置过大量研究课题，但成果大都因问题敏感或缺少学术价值，未能公开发表，没有形成对本学科发展具有实质性促进作用的学术场域。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学者只能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概括，缺少个案研究的实例，无法进行实证研究。因为大量的实例都集中在地方政府的执法部门，而这些又都属于保密材料极少对外开放，所以若要进行深入广泛的调研，就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而膜拜团体又具有高度的隐密性，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立项基金申请和审批又非常困难，所以目前中国很多的膜拜团体学术研究还大多停留在民间。
2018年8月23日星期四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法轮功造成大量练习者和无辜人员致残，甚至死亡
近日，瑞典《北雪平报》（Norrköping Tidningar）刊登“法轮功仍然被追捕”一文，无端指责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蔑称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有关内容纯属谎言，充满了偏见，是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完全不可接受。我馆已致信《北雪平报》表示坚决反对，并阐明中方立场如下：
“法轮功”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的邪教组织，通过精神控制严重侵犯人权，造成大量练习者和无辜人员致残，甚至死亡。“法轮功”所谓的“教主”李洪志伪造自己的简历神化自己，宣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自己的法身无处不在，自己的父母都是他创造出来的，并通过印制非法出版物、“发功”给人“治病”等手段非法敛财。“法轮功”称“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国家法律是“人间小法”。受其蒙骗，信徒犯下了大量违法行为，严重践踏了法律尊严。
1999年7月，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并对李洪志发出通缉令。李洪志逃窜到美国后，利用媒体大肆炮制谣言，包括文章所称的“迫害”、“器官摘取”等，不断抹黑中国，其目的在于欺骗国际社会，掩盖其邪教面目。“法轮功”媒体就曾公开要求其信徒通过“请其他学员做模特、用类似的物品做道具，拍下照片”的方式来证明“中国活摘器官”。实际上中国早在2007年就颁布实施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法律法规，人体器官的捐献必须取得捐献者本人的书面同意，不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不能做这类手术。未经移植器官提供者和家属同意，不符合供体医学标准的，也不能用于器官移植手术。
我们衷心希望《北雪平报》不要听信反华分子的谎言，并刊发中国使馆信件，让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帮助他们作出客观判断。中国使馆愿与《北雪平报》及其读者本着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开展对话，就相关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活摘器官”是法轮功自编自演的一场闹剧和骗局
近日，瑞典《今日社会报》（Dagens Samhälle）发表题为“不道德的器官买卖需要瑞典立法”一文，无端指责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允许从死刑犯身上摘除器官和器官买卖”，甚至蔑称中国“从活着的‘良心犯’身上摘除器官”。有关内容纯属谎言，充满了偏见，是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完全不可接受。我馆已致信《今日社会报》表示坚决反对，并阐明中方立场如下：
中国早在2007年就颁布实施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国的卫生部门也就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国法律严禁人体器官买卖，严禁外国人以游客的身份和名义来华接受人体器官移植。在中国，人体器官的捐献必须取得捐献者本人的书面同意。同时，中国和很多国家一样，在器官移植的供体和医疗机构的资质管理上非常严格。不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不能做这类手术。未经移植器官提供者和家属同意，不符合供体医学标准的，也不能用于器官移植手术。文中有关“被逮捕的受害者器官被偷盗后用于移植”的“生动描述”明显有违常识，极为荒谬。
中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近年来，中国已成功实现器官来源转型，实现了器官移植数量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目前，中国共有178所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器官捐献量与移植量逐年上升。截至2018年5月，中国已累计完成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1.76万例，捐献大器官突破4.9万个，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6.5万例(包括活体移植)。其中，2017年完成器官捐献5146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6万例，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前5个月，完成捐献2459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7559例，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了24.6%和20.7%。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进步也赢得了国际社会认同。个别邪教组织恶意炮制传播中国“活摘器官”谣言，日益被国际社会所认清和唾弃。在2018年5月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器官移植边会上，现任WHO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所做贡献表示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项目主任何塞·努涅斯今年7月1日在出席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时表示，作为世卫组织负责监管世界移植工作的官员和移植外科医师，他可以从专业角度回答，有关中国每年有6至10万例器官移植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球一年器官移植的总量。2017年8月，曾经对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持怀疑态度的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教授在中国昆明召开的中国器官移植大会期间对媒体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捐献出自己的器官以及完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对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质疑和有关谣言正逐步烟消云散。美国国务院在其2017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
“法轮功”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的邪教组织。所谓中国“活摘器官”是“法轮功”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是其自编自演的一场闹剧和骗局，目的在于抹黑中国，欺骗国际社会，掩盖其邪教面目。“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后，一直在世界各地滋事喊冤，打着骇人标语，上演“被迫害”的悲情剧，甚至在游行中表演“活摘器官”的血腥现场剧，以博取同情。“法轮功”媒体还公然教唆弟子造假，如在其《建议更多大陆同修将提供酷刑演示资料视为己任》中：“可以通过请其他学员做模特、用类似的物品做道具，拍下照片。”澳大利亚知名器官移植问题专家坎贝尔·弗雷泽曾表示，“法轮功”所说的“活摘”都是谎言，他们编造谣言是为了骗取同情，以实现政治目的。
我们衷心希望《今日社会报》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今日中国，而不是拿着2006年发布的虚假材料，听信反华分子的谎言，顽固地戴着有色眼镜一味抹黑中国。希望《今日社会报》有勇气刊发中国使馆来信，让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帮助他们作出客观判断。中国使馆愿与《今日社会报》及其读者本着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开展对话，就相关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2018年8月22日星期三
《法轮功：精神战与殉葬》（摘编十）：“法轮功”关于器官“活摘”谣言的宣传
编者按：2018年4月30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詹姆斯·路易斯的专著《法轮功：精神战与殉葬》，该书集中讨论“法轮功”和暴力，关注李洪志的教义是如何促使习练者“故意寻求”折磨及殉教。为方便反邪教人士参阅，中国反邪教网将陆续摘编翻译该书部分内容，部分题目系编者所加。
“法轮功”关于器官“活摘”谣言的宣传
器官摘取争议与宗教和暴力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更像是一场宣传谣言。此外，探讨这个问题还可以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法轮功”关于受迫害的言论往往是夸大其词的，对批评者采取攻击策略。
这场争议始于2006年。当时，“法轮功”开始宣传中国为了在国际器官市场上出售器官而谋杀被监禁的“法轮功”修炼者，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这一谴责的核心参考文章是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在2006年发表的题为《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的报告。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两位作者都有一定可信度：乔高曾是加拿大前国会议员，麦塔斯是维权律师。然而，这份报告是一个由与“法轮功”有关联的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赞助的。此外，这份报告的“调查人员”从未在中国进行任何原始研究，而是依赖可疑的来源，其中大部分是“法轮功”组织提供的信息和根据可得到的移植相关数据做出的推断。三年后，乔高和麦塔斯对该报告加以扩展，更新后的版本以《血腥的器官摘取》（2009）为题发表。最近，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撰写了一本相关作品，名为《屠宰：大规模杀害，摘取器官以及中国对异议人士的秘密处理方法》（2014）。
从非自愿的“法轮功”囚犯身上大规模采摘器官的说法最初出现2006年3月。两名匿名人士声称他们直接了解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血栓病医院的器官摘取手术。后来，我之前提过的一份隶属于“法轮功”的报纸《大纪元时报》报道了这些控诉。在《大纪元时报》发布控诉不久之后，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官方代表在内的非调查人员参观了苏家屯，并得出结论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这些指控。
此外，同年9月，首先披露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吴弘达开始公开发表言论称，“法轮功”所说的很多人在苏家屯被杀的说法根本不可能成立。吴弘达指出“法轮功”的说法没有照片、文件或详细信息证实，而是基于少数没有第一手资料的证人的证词。“我多次尝试见见证人，但被他们拒绝了，”他解释说。“即使在今天，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现在这两名证人住在西方国家，拒绝与国际机构会面、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由于他们称自己知道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可能面临危险，所以他们必须要更加坦诚。吴宏达表示，他派出了自己的调查员，但他们未能找到集中营，也未能证实被迫摘除器官的说法。据吴宏达介绍，“法轮功”声称他们是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这一说法可能被视为“政治宣传”（亚洲新闻 2006）。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吴宏达后来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调查“法轮功”集中营这一指控的经历。在那篇文章中，他清楚地描述
……受到“法轮功”高级代表的威胁，他们劝他保留自己的意见。吴宏达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而是写信给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表达了他的担忧。这位议员的员工把信泄露给了“法轮功”在美国的高级代表。此后不久，与“法轮功”有关的媒体，包括“看中国”（与”法轮功”有关的YouTube活动）和《大纪元时报》开展了针对吴宏达的诽谤运动，谴责他是“屠夫”、“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间谍”，“背叛了他的良知和中国人的良知”（桑顿Thornton 2008,200）。
总之，为了让批判声音消失而采用高压手段，在所有直接影响媒体的战略中，这当属最笨拙的一种。这种方式（甚至会威胁），用桑顿的话说是“帮倒忙”——会败坏它将自己打扮成无辜的精神修炼运动团体的公关策略。“法轮功”本可以主动作为，挽自己的形象于既倒。然而，李洪志似乎对国际媒体越来越敌对，并不打算让他的信徒停止各种挑衅和好战行为。不久的将来，国际媒体终将清醒，并重新意识到“法轮功”是个和“中国版的科学教派”一样的不良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李洪志最终退场，“法轮功”的信徒人数和影响力将会慢慢削弱，直至消失。
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作者：詹姆斯·路易斯 童福（编译）
2018年8月21日星期二
北京政泉公司及被告人强迫交易、挪用资金案庭审纪实
郭文贵实际控制的政泉控股有限公司涉嫌强迫交易、挪用资金。郭文贵指使郭汉桥，串通赵大建，违背金融市场秩序，通过原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权力荫庇，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迫民族证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和增资扩股权，达到强占民族证券的目的。
2018年8月20日星期一
中国反邪教网：关注心理健康 助力邪教治理
编者按：8月16日《山东法制报》发表本网特约评论员文章《关注心理健康，助力邪教治理》。文章指出，心理健康是抵御邪教侵蚀的天然防线，防患于未然乃明智之举；教育转化邪教痴迷者的过程，实际上是重塑其心理健康的过程；原邪教人员是否真正回归社会，心理健康状况是重要的考察指标。文章提出，心理健康与邪教治理密切相关，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点，务必更加关注，加强理论研究，积极实践应用，助推新时期反邪教工作取得新成效。
心理健康是现代人健康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是正确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实施精神控制、毒害人们的心灵，则是邪教的社会危害之一。关注全体国民的心理健康，重塑特定人群的社会适应能力，让人们拥有一个正气充盈的内心世界，使更少的人误入邪教，使痴迷者早日醒悟，使转化成果愈加巩固，便成为治理邪教的必然选择和正确路径。
心理健康是抵御邪教侵蚀的天然防线，防患于未然乃明智之举。性格完美、智力正常、情感适当、意志合理、态度积极、行为恰当、适应良好，是心理健康的理想状态。一个人不可能凡事皆完美、一切都顺利，但只要拥有心理健康，就能正确识别是非与曲直，坦然应对困难和挫折，有效抵制诱惑及骗局。反之，一个人失去心理健康，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人生就会步入歧途，包括陷入邪教泥潭。由是，一个人只有保持心理健康，才能炼就抵御邪教侵蚀的金刚不坏之身。“良医治未病”，提升大众的心理健康水准，做到防患于未然，就是对邪教的最好预防。“物必先腐，然后虫生。”有的人加入某种邪教，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首先是其内心世界早已出现问题，本来就是邪教易感人群。众所周知，教主、教义和教徒是构成邪教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也是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的三个重点指向。当前，邪教组织形形色色，有的教主藏身境外继续对国内信徒施加影响，这种不利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邪教的所谓“教义”无不伪善庞杂，充满威胁和利诱，并借网络或经地下途径等大量传播，查禁和阻断的难度极大。相形之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围绕“教徒”做文章，把工作防线前移，保护好易感人群，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其对歪理邪说的免疫力，从而大大减少他们误入邪教的几率，从源头上减少“教徒”的数量，断绝邪教的“后备军”。
教育转化邪教痴迷者的过程，实际上是重塑其心理健康的过程。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应该有正常的理智，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自己承担的相应责任。作为传统宗教信众，既敬仰所信奉的神灵，也遵守世俗社会的一般规范。邪教痴迷者则不然，完全蔑视这些社会规范，拒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本来心理健康就出了问题，加入邪教后又被精神控制，心理状况进一步恶化，最后完全失衡，失去全部判断力，丧失了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教”内生活是他们的全部，以致“迷惘癫狂，致死不悟”，不惜以身殉教，或者暴力“护法”、“弘法”。教育转化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展开的，难度可想而知。“以情感化”“以法破法”“典型引路”等仅是打破痴迷者自我封闭的手段，不过是教育转化工作的开始，核心是重塑其心理健康。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需要心理健康这个攻防的支点；否定头脑中原有的歪理邪说，需要心理健康这个评判的标尺；填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心理健康这个安放的容器。对邪教痴迷者来说，转化是“痛苦”的，没有死而复生般的感觉，就没有彻底的转化。这是旧的认知体系和思维模式等“打碎重装”的过程，即心理健康重塑的过程。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在教育转化工作中尝试过心理咨询，坚持心理矫治和行为矫治并重，效果比较理想，经验可比可学。
原邪教人员是否真正回归社会，心理健康状况是重要的考察指标。如果说转化工作是对邪教痴迷者心理健康的重塑或恢复，那么巩固工作就是使其心理健康得以保持和强化，逐渐形成习惯和自觉。工作中发现，有的人“转化”后，又加入了原信奉邪教的变种，有的转信其他邪教，有的还参加了传销团伙。 这说明他们没有转化彻底，至少是转化成果不够巩固，心理健康没有完全确立，结果刚迈过这个坎，又跌入那个坑。社会适应能力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通常是邪教人员受到伤害最严重的部分，需要重点培育和辅导，使其重新认知社会常识，恢复基本生活技能。包括健康心理养成在内的巩固工作需要一个较长时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善始善终，直至转化人员与社会达成和谐状态。要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区别情况，一人一策。能够通过自我调适途径解决的，积极为其创造良好环境。确系心理疾患的，应促其早日就医治疗。
乘势推进心理健康建设，更好地助力反邪教工作。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的社会心态。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向善向上，国家必将生机勃勃、走向繁荣富强。这等于吹响了加快心理健康建设的强劲号角，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反邪教工作一向注重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要求各地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此，我们要抓住党和国家重视民众心理健康问题的有利契机，利用好正在实施的健康中国战略等平台，将反邪教工作纳入其中统筹推进，着力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做好特定人群的心理矫治工作。这不仅完全可行，而且势在必行。
“不能胜于心，安能胜苍穹。” 心理健康是百毒不侵的前提，与邪教治理密切相关，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点，务必更加关注，加强理论研究，积极实践应用，助推新时期反邪教工作取得新成效。
(周学胜，中国反邪教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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